敦煌署书研究——隶书篇

署书是古代题署文字的专称,包括榜题与书卷标题、名刺职官等。敦煌署书是敦煌汉简名刺职官与敦煌壁画榜题、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标题及其官员等职衔题署等。署书作为秦汉“八书”之一,历来没有解释清楚,书法家们多称“大字榜书”,其实非常偏颇。如果仅仅是字的大小不同,署书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八书”之一。署书的最大特征是比左右前后的字要粗、浓、紧,非常醒目突出,排列紧凑,连为一体,不易拆分。本文试举实例对敦煌隶书中的署书进行论证。

受令簡和恒署書:讀《里耶秦簡(貳)》札記兩則

本文利用《里耶秦簡(貳)》的新材料,指出"受令簡"應與戍卒徵發有關,但本身不是徭戍券;而"恒署書"則可能是收信縣因應發信上級的要求,爲某些重要文書設定的固定編號。

榜书、署书、擘窠书源流考

榜书、署书和擘窠书,今人常常混同。从产生的时间上看,署书的概念出现最早,在东汉时即已出现;“榜”的概念出现于南北朝,但“榜书”之名到清代才开始出现;“擘窠”见于唐代,到宋代开始与“书”类词语连用。从含义上看,署书初指题门署之书,榜书初指题榜之字,后来署、榜渐渐混同,署书和榜书亦逐渐合流;擘窠书初指打界格后书写之字,后来泛指各种大字。考虑到其古今义的演变,在这组概念中,榜书宜与署书合并,径称为榜书或合称为榜署书,专指各种题署之字;同时保留擘窠书一名,泛指各种大字。

民国初年杀虎口税关对偷漏绕越的防治——以《杀虎口监督署报告书》为中心

民国初年,长城沿线地区商民偷漏绕越行为频频发生,其路线涉及杀虎口关各口岸。针对商民的偷漏绕越行为,杀虎口税关的处理方法有:张贴公文告诫、添派巡役巡边、增加局卡关口、实行三联单制度、科罚偷税漏税、请地方协同处理和禁止税关工作人员受贿卖放等。在治理偷漏绕越的行为中展现了收税创收、协调与地方各部门的关系和整顿人事是民国初年杀虎口税务监督公署的主要职能。

榜书三题

何谓"榜书"?其名称及内涵的历史演变如何?古人对其技法理论的研究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唯有对诸如此类的基础性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之后,才能够对榜书这一书艺有一个较基础地了解与认识,然后对其他方面的探究才能迎刃而解。

展示空间的变化是促进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原因——答赵生泉君

《中国书画》创刊号发表了我的文章《应当重视书法展示空间的变化》,认为当代书法创作应当关注展示空间的变化,在作品幅式、创作方法和风格面貌上不断有所创新。今年第3期杂志又刊登了赵生泉君的商榷文章《感觉不是结论》,编辑部来信征求我的看法,希望能展开讨论,我觉得很好,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对于学术讨论,我的态度是如果能求得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那当然好,如果不能也没有关系,相互辩驳可以使双方不断完善自己的观点,不断深化讨论的问题。

从书法艺术谈榜书

榜书本作牓书,也叫“擘窠书”。世俗谓之大字。汉肖何以《苍龙》、《白虎》题两阙,或为见诸官府之嚆矢。古之大字存于纸帛者极少,大多刻寄于碑碣石壁。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乞御书放生池碑额表》云:“缘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臣今谨据石擘窠大书一本”。后遂通称大字为擘窠书。南北朝时期,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姓名》谓:“魏明帝起凌云台,误先钉榜而未题,以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之,使就榜书之。”“诞”,三国时书家韦诞,字仲将,擅楷,故榜书之榜又作“牓”。“榜”本指牌额、布告,故榜书义即写牌额布告之字,皆要求写较大之字。

法藏敦煌P.2273西魏大统十四年释法鸾隶书写本文字与书法问题研究

本文对法藏敦煌西魏大统十四年(548)释法鸾隶书写本P.2273的书法文字问题作了一些梳理与研究,认为释法鸾的署书具有类似印篆的独特性,四行题记不仅纪年明确,而且反映了当时的写经校对装潢合作机制,经文书体复杂,隶书、章草、楷书都有许多例字,整体应属“隶楷”或“楷隶”,俗字丰富,可供俗字典编撰采拾。

秦代的书体

事物总是发展的。我国汉文字约起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秦代已将近四千年。汉文字的初期也是绘图文字,然后发展、演变而文字化,经历了陶文(夏?)、甲骨文(商的后期)、金文(周)。秦代替了周,统一了字体,汉文字又进一步演变。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汉文字究竟形成了哪些书体?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以下简称《说文》)中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秦簡牘書法的筆法——秦簡牘書寫技術真實性復原

秦簡牘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秦簡牘書法的重要性並未得到足够忽視。從中國書法史的角度來看,秦簡牘書法上承金文、古文,下啟漢隸、章草,擔當著中國文字書寫體系與書法風格的古今之變。這在中國簡帛學、古文字學與書法史方面,都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其歷史地位與學術價值有待深入發掘。近年來,一些學者已經對秦簡牘書法展開專門研究,有若干專著問世。①然而。

创意与高科的印证——《书画经典》印鉴编辑之体会

蒙上海博物馆出版部主任王运天先生之安排,为《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藏品集》(以下简称《经典集》)担任印鉴编辑。目的是将本集参展作品103件凡四千余例之印鉴款识,除按原尺寸刊行作品外,余者均将本幅作品中用印(包括作者、题跋者、鉴藏者)按原大附其后,如有款署书迹(包括有明确纪年者)一并收入。其中清内府。

榜书琐谈

榜书,古称署书,又称擘窠书,即大字或特大字。小字强调韵致,强调趣味;大字则强调气势。用传统的尺牍笔法写大字难以奏效,重墨粗笔乃至刷扫笔才能挥洒出气势来。甚至可以说,擘窠大字只能"刷"写。

大字书法的前世今生

一我们常说的"大字",古人称"榜书"或"署书",即擘窠大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秦书有八体……六曰署书。"明代费赢《大书长语》有曰:"秦废古文,书存八体,其曰署书者,以大字题署宫殿匾额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一切封检题字,皆曰署。题榜曰署。"可见署书多为题牌匾之用。古代文人以书法为仕途进阶,也以书法为生活添彩,但之于"大字",多为技法上的感悟和体会,罕有他论。

名人书法 争奇斗艳——近现代名人书法收藏

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独创,千百年来,中国的文人墨客和雅士常常利用书法来寄托自己的艺术理想,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许多人终身以此为伴。有些人虽治他业,但终身雅好书法。由于中国书法集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几千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兴起艺术品拍卖以来,许多名人书法走上了拍卖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关于王瑗仲先生的绝笔《十八帖》

王瑗仲先生讳蘧常,是我在无锡国专时的老师。我是1946年春入学的。老师是教务长,但他在上海,因上海还有无锡国专的分校,他主持分校的教务,并隔时到无锡来处理校务,我就是当年春天他到无锡来处理校务时与他接触的。当时我是学生代表,向学校提出了关于课程和教师方面的要求,老师倾听了我们的意见并作了认真的处理,使学生得到了满足。当时大家知道老师是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他的《江南二仲诗》、《抗兵集》早已风行于世。他到了无锡,无论是老师和学生,都纷纷到春麟堂去买纸,请老师写字,老师每天要写数十幅。

从新出秦简看秦王朝皇帝“制书”传达制度——以“御史问直络帬程书”为中心

皇帝“制书”是秦汉时期最高级别的公文书。秦王朝制定一系列有关制书传达的法令,收在《行书律》和“卒令”等律令中。制书属“急书”“恒署书”,需“以邮行”,即由邮人传递。“以邮行”和“以次传”并非截然对立的传递方式,制书等重要、紧急文书若要全面传达至郡县,一般采取“以邮行”和“以次传”相结合的方式。“以次传”与专门传达某机构的直送方式相对。里耶秦简“御史问直络帬程书”是反映郡传达制书的极好个案。洞庭郡分四道传递,每道一书,临沅(秦始皇二十八年以前为“新武陵”)、门浅、上衍、零阳分别为四道起点,其中零阳→充→酉阳→迁陵为西南道线。各道依县次传递,并以相反次序回复。各县以“道一书”为底本抄录若干份,留作档案和传递给下属部门,即“别书”。

说“门榜”

赣州和吉安地区,民间过去有这样一种习俗:厅堂大门顶上,粉以石灰,画一匾额,书之四字,名曰“门榜”(亦称“榜书”、“署书”),既作装饰用,又标志户主的身份人品。门榜所书四字,大有讲究,约有这样三种情况:一、显示其姓氏之家风。如姓曾的则书写“三省传家”。

晋北炕圍畫

在山西省北部的農村裏,走進每家每戶,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色彩鮮亮、精工別致的炕圍畫。那栩栩如生的花鳥,清雅秀麗的山水,玲瓏剔透的樓閣,呼之欲出的人物,鑲嵌於各種細巧的花邊之中,美如畫廊。

柳宗元撰写的独孤申叔墓志

2000年5月在西安市长安区大兆乡三益村出土了一方唐代贞元十八年(802年)刊刻的《独孤申叔墓志》,后由西安碑林博物馆征集入藏。志石为青石质,无盖,高、宽均为40厘米,厚11厘米,志石四侧饰有团花纹,志文21行,满行22字,楷书(如图)。墓志由一代文豪、时任京兆府蓝田县尉的柳宗元撰写,行文格式与常见志文稍有不同,无铭文且不署书者姓名。由柳宗元撰写的墓志,实物留存至今的十分鲜见,加之志主独孤申叔系中唐时期的一位文学家,生前与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柳宗元相交甚密,故这方墓志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刻工对北朝造像题记书体的影响

在古代碑刻中,决定铭刻书法与纹饰艺术水准的最重要因素是书手、刻工与刻制的工艺。因为古代的碑刻大多是二次作品,其艺术水准的优劣,不只是取决于原始图样的好坏,更重要是取决于刻工刻写与刻制工艺水平的高低。所以说,在书手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刻工的水平决定了二次作品的水平，刻工工艺的高低最终决定了该碑的刻写样式与书法水平；特别在造像题记书法的形成中，这种情况更是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