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作品适用署名推定规则的实践争议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了法人作品制度,法人作品看似特殊作品中的一部分,却在适用署名推定规则中存在诸多困难。究其原因在于署名推定规则适用条件与法人作品本身的特殊性的冲突问题上。司法上应当将法人作品的构成要件进一步细化解读,防止法人作品有名无实,难以发挥作用。法人作品上的署名或可在坚持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认定标准的同时采取开放的署名认定模式,以适应署名形式逐渐多样化的趋势,防止署名推定规则在法人作品上的适用僵化。

我国著作权法署名推定规则的研究

通过作品上的署名推定作品之权属是署名推定规则的实践运用,但司法实践中类案异判的现象却经常产生,这种类案异判的现象持续吸引着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类现象,文章进行了以下研究。首先,通过检视国内外有关署名的法律规范,对比分析不同法律规范关于署名规则的表述。其次,分析司法实践中类案异判的原因,指出产生司法裁判的差异是由于我国著作权法署名规则的不完善所致。最后,认为应当创设权利人标记权,进而完善我国著作权法署名规则。

多维证成与解读:我国作品署名推定条款的变革

伴随着《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我国作品署名推定条款迎来了变革。尽管理论界尚无定论,但将其解读为通过作品署名推定署名主体拥有作者身份并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具备解决原有条款之间混乱以及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必要性,也能体现对署名揭示作者创作者身份等本土传统的合理继承,以及对各国吸收其他体系有益规定等域外经验的合理借鉴。同时,如此解读不仅在逻辑、理论和相关体系上具有可行性,而且因存在类似尝试,较为成熟稳定,契合我国的实践需要,所以也具有实践适用的可行性。纵使变革后的条款可能仍在条款表述和规则安排上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瑕不掩瑜,其仍然是我国当下的适宜之选。

论《著作权法》中“署名推定”的适用

我国《著作权法》及司法解释根据《中美经贸协议》规定了三项“署名推定”,但对其如何理解和适用存在诸多争议。“署名”应限于表明作者和表演者的身份。其他民事主体试图表明自己为权利人的权利声明和标记并不是“署名”,不能直接适用“署名推定”。只能在两种情况下准用“署名推定”:一是其他民事主体依法律规定直接原始取得著作权或邻接权;二是法律规定在作者或表演者未与其他特定民事主体就著作权或邻接权的归属作出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由其他特定民事主体原始取得著作权或邻接权。《中美经贸协议》以出版者的名称准用“署名推定”的条款,既可能体现了美方对保护其出版商的特别要求,也可能体现了《伯尔尼公约》第15条第3款对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由出版者代表作者保护其权利的规定,但该条款尚未被转化为国内法。

再论署名推定规则--浅析2020年《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理解和适用

2020年《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增加了“且该作品上存在相应权利”的内容,该条款系署名推定规则的体现,但实务界对上述增加内容的认识存在分歧。本文将对暑名推定规则的推演重新予以梳理,同时根据体系解释和立法目的解释等方法,对“且该作品上存在相应权利”如何理解进行分析,以期能够在司法实务中对2020年《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进行准确适用。

现行《著作权法》背景下作品署名推定结果的困境与对策

作品署名推定结果是通过适用署名推定规则,推定在作品上署名主体拥有的某种身份。新《著作权法》修改了署名推定规则,却仍未解决立法规范对署名推定结果表述不明的问题,从而引发了相关司法实践结果指向的混乱,不利于编辑出版行业的发展。对此,应通过维持署名揭示作者与作品关系的根本属性,契合国内实际需求和国际条约的要求,以及顺应“作者”与“著作权人”逐渐分离的趋势,将作品署名推定结果同时指向作者和著作权人,并据此调整相关规范的表述,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促进编辑出版行业的高效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