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羁押审查中的阅卷制度及其启示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年来推行诉讼化审查逮捕制度,提倡在审查逮捕程序中同时听取侦辩双方的意见。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在审查逮捕程序中拒绝辩护律师查阅与逮捕相关的卷证资料,辩护律师无法针对提请逮捕的事实提出有效的辩护意见。辩护律师阅卷权问题成为诉讼化审查逮捕程序中的核心问题。辩方阅卷权问题也曾是德国审查逮捕程序中的争议问题。德国于1999年和2009年两次修订刑事诉讼法,完善审查逮捕程序中的阅卷制度,规定阅卷范围、阅卷主体、阅卷限制、侵犯阅卷权的救济和羁押中强制辩护制度等。德国审查逮捕程序中的阅卷制度可供参考和借鉴。

从比较法视野浅议中国特色的羁押审查

羁押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而是拘留和逮捕的持续性后果。由于立法的"羁捕合一",导致实践中审前羁押率一直居高不下。事实上,96年刑诉法已经规定人民检察院的批捕权和对侦查机关申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的批准权,而12年刑诉法也增加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规定,可见我国的羁押审查制度已初见雏形。但由于立法及实践的不足,此项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疏漏,应当借鉴域外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羁押审查制度。

刍议检察院羁押审查程序的准诉讼化--以羁押听证程序为立论基点

“准诉讼化”源于“诉讼化”,“准”字一方面指出了“准诉讼化”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其所具备的动态属性能更精准地突出我国检察院羁押审查程序尚处于改革阶段的这一客观事实。当前中国的立法仅完成了羁押听证程序“从无到有”的任务,程序设计上仍有优化的空间。提高我国羁押听证程序准诉讼化程度的关键在于推动当前的羁押听证程序从“合议式”听证模式向“对抗式”听证模式转变。

我国审前羁押审查机制的反思与重构——以羁押审查权的合理配置为中心

我国审前羁押审查机制需要进行反思与重构,其着力点在于羁押审查权的合理配置。羁押审查权是审前羁押审查机制的核心,需要从范围、性质及运行机理多方面进行考察。从这一角度展开,现行审前羁押审查机制呈现了权力运行不畅、权力异化明显及中立性不足的问题。鉴于此,制度的重构需要从羁押审查权的合理配置入手,遵循三阶段的改革方案:第一步,创设有效的衔接机制;第二步,建立专门的审查机构;第三步,构建司法化的审查机制。

“风险-需求-响应”模型下未成年人羁押审查之研究——兼析《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涉未成年人羁押条款

为有效尊重和保障被押者的基本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先后规定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未成年人在身心发展程度上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性,故需建立循证量化评估模型促进未成年人羁押审查的精细化、结构化、体系化发展。“风险一需求一响应”模型有助于通过个别化的评估提升未成年人羁押决定的合理性。通过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涉未成年人羁押条款的梳理和解读,探讨建构“风险一需求一响应”模型下的未成年人押审查体系。

轻罪治理背景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功能面向与程序供给

随着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轻罪日益成为犯罪治理的主要对象。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践逻辑在权力制衡、持续审查、比例原则等三个方面得以展现,所具备的程序功能有利于释放轻罪治理效能、缓解轻罪治理末端压力、控制轻罪审前羁押溢出效应。在当前“捕诉一体”办案模式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面临着审查主体的追诉倾向客观存在、审查程序启动困难、审查方式行政化、审查标准把握不规范等问题。随着“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深入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协商性司法等新特征。协商性司法在客观上可以减少审前羁押,非必要的审前羁押会对协商性司法的正当性产生不利影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本身是实现协商性程序正义的一种重要途径,同时协商性司法为进一步发挥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功能提供了制度空间和理念指引。通过强化依职权主动审查、构建审查闭环,适度简化审查标准、明确“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把握参与协商的本质、纠正听证程序的异化倾向,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将更加贴近轻罪治理需求,为构建现代化犯罪治理体系提供必要支撑。

论中国羁押审查制度改革的四重逻辑

我国羁押审查制度变迁历程遵循着"固守格局""科层内控""增量配设"和"边缘调整"四种改革逻辑。对公安侦查案件的逮捕审查,公检法系统采取"固守格局"逻辑;对自侦案件的逮捕审查,检察机关坚持检察审查原则,改采"上提一级"方案,遵循着"科层内控"的进路;对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的捕后羁押审查制度,由于强制措施变更主体仍由公检法三机关分段共享,检察院捕后复审之后只能建议其他机关改变羁押,该制度属于"增量配设"模式,仅仅是一种意义有限的"边缘调整"。在这些改革策略下,刑事司法机关能动性机制得以维系,而权利话语则艰难地实践。未来司法改革仍有赖于更多元化的立法决策主体的平等参与和理性互动。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工作规定》的通知(高检发〔2023〕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评估工作,规范羁押强制措施适用,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共同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工作规定》,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理论与实践——兼议我国未决羁押制度

未决羁押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高羁押的情况一直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是我国刑事追诉中特有现象和突出的问题。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对于改变目前未决羁押的现状有积极作用,也体现了对逮捕执行情况和未决羁押的监督。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司法实践刚刚起步,从启动的主体来看,检察院、被羁押人员、被羁押人员的律师与近亲属都可以提出申请来启动,审查主体应由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统一行使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权力,可采取书面审查并听取各方意见及对被羁押人进行询问(讯问)的方式展开,同时丰富羁押替代性措施,并借鉴美国羁押审查标准、方式和内容,为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提供参考。

关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的一些思考

为贯彻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基本理念,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建立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对该机制进行了初步的程序设计。但是,从《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捕后羁押监督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与相关制度的联系、区别来看,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功能定位和程序完善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论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

羁押不是独立的刑事强制措施,它是逮捕后的必然结果,具有预支刑罚的性质,而且有悖于无罪推定这一基本原则。长期以来,高羁押率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备受诟病。为限制羁押适用范围,不仅应当在羁押开始之初设置实体性和程序性障碍条件,在决定采取羁押措施后还应当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定期复查,将其纳入动态考察机制,严防不当羁押、超期羁押。文章以羁押必要性审查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现实状况,深入分析问题产生原因并提出可行性建议,对进一步加强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中的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施原则及其实现——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为视角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施应当遵循内容科学、程序便捷和协调对接原则。羁押必要性审查内容的标准应参照逮捕审查标准,具体审查反映人身危险性的内容、具有潜在社会危害性的内容、妨碍诉讼可控性的内容、体现羁押人道主义的内容及不得不羁押的客观情形;审查程序机制应当充分利用现行的办案人负责——集体讨论——检察长审批流程;协调对接原则的落实首先需要明确侦查监督、公诉和监所检察部门关于羁押审查案件的分工,进而建立公、检、法三机关共享的羁押审查信息平台。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法理分析与实践型态

法律制度正当性的阐释大体上可以分为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两条路径。法律实用主义可以很好地解释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内在法理。本质在于,由中立司法官对羁押必要性加以审查,严格限制羁押适用,在实现普遍正义的同时,亦能关注个案公正。《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作了规定,但内容较为概括和原则,应当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方式、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和方法、审查后的处理与救济等作出细化规定,以便司法实践中具体应用。

检察院羁押必要性审查实施模式研究——以刑事羁押救济为视角

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实施模式①的争论中,主张监所检察主导模式者和主张侦监部门主导模式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对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及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定性不同。从刑事羁押救济理论和我国的羁押救济实践来看,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应被定性为一种羁押救济权,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应被定性为一种羁押救济制度。从刑事羁押救济视角来看,监所检察部门应成为羁押必要性审查机构的主导人选。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改革逻辑

超期羁押、高羁押率属于我国司法体制的顽疾之一。虽然其具有方便侦控进行及保障社会安全等实用主义方面的价值,然而却属于对公民基本权损害最为严重的措施。因此,这也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确立的最主要立法目的。对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而言,其具有相对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法治进步之体现。但是,其在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审查理由/标准等方面存在设计技术方面的缺失,因此需要在现有的体制限度内进行修正或者调适。这可以通过确定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增强程序的对抗性及公开性,保证被羁押人上诉/申诉救济权利等方面,从而在一定限度内实现被羁押人基本权的保障。

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看逮捕概念之重构

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新增了检察院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须羁押进行必要性审查程序。这一新增程序使现行逮捕概念矛盾更显突出,现行逮捕概念既违反汉语词源本义,也引发了制度和理念冲突,更与国际惯例不能对接。逮捕应该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抓捕"行为以及顺延的"较短期间留置"状态,羁押则属于逮捕后且独立于逮捕的一种最为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

羁押必要性审查:问题与出路--基于《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的分析

随着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惩治活动的展开,羁押必要性审查再次成为社会热点.持续20年之久的羁押制度改革,以实践中不能见效、审前羁押率高位徘徊而再次引起理论界的反思.单就程序理性的缺失而言,审查的程序性规则模糊、程序制度设计的技术理性不足、救济程序的制度供给不足、相对人权利保障缺乏刚性、审查主体的中立性和独立性缺乏等,仍然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及其实践的痼疾.其中,检察监督的边界模糊,便宜公权力行使的形式主义程序规则以及治罪型侦查体制是其深层次原因.回归实质性程序正义,变更羁押乃至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理念,立足以权利为本位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应然价值秩序,推进系统性的制度改革,将是打破既有改革所形成的“路径依赖”的必由之路.

论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

以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超期羁押、高羁押率和理论上羁押的不合理为起点,从我国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现行规定分析,反思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审查主体、程序、证明责任、审查范围、权力救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外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中相关程序制度进行借鉴,提出对应的解决措施,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保障人权,推进司法改革,促进法治建设。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践困境与立法完善

自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设立以来,其运行模式历经三次变化,目前仍存在诸多理论争议和适用难题,限制了其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要解决当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践中存在的主体中立性不足、审查标准不够科学明晰、审查流程有待完善以及审查效力缺少刚性等问题,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和审查标准是关键。建议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依托听证会制度,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兼具“检察监督”与“司法审查”双重功能;修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区别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立案标准与裁定标准,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羁押;完善审查的主体、程序、效力及救济途径等制度运行模式的具体内容,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进行立法完善。

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的确立及职能再分配——以《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为参照

为了解决捕后羁押率一直较高、超期羁押等现象,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呼声一直不断。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正式确立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同时也明确了检察机关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地位,但检察机关内部如何配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的争论随之而起。比较而言,由监所检察部门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更为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