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羁押替代性措施的困境与出路

羁押替代性措施旨在限制和减少羁押措施的适用,以发挥替代羁押的功能,从而达到保障人权与追诉犯罪的双重目的。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羁押替代性措施存在着适用率低、决定程序行政化、缺乏司法救济等问题。究其原因,与我国羁押替代性措施的权利属性不明显、不全面;没有确立"以非羁押为原则,羁押为例外"的强制措施适用规则等方面有关。因此,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羁押替代性措施制度。

论我国羁押替代性措施的重构

羁押替代性措施的制度设计应当兼顾诉讼保障、人权保障以及诉讼效益功能。在我国现有的羁押替代性措施中,取保候审适用行政决定色彩明显,制度设计缺乏权利属性;保证人范围过窄;执行机关监督考察手段单一,取保期间"脱保"现象时有发生,诉讼保障功能有待提高;住所型监视居住监视手段不明确;指定居所型监视居住的制度设计严重与其法律定位相悖。重构我国羁押替代性措施应当在无罪推定与人权保障的理念指导下,加强取保候审制度的权利型改造,扩展保证人范围,完善执行程序中的监督考察手段;增设羁押替代性措施的种类"监控行踪";规范监视居住的监视方法,统一指定居所设置。

无社会危险性被追诉人羁押替代性措施强制适用之反思

《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办法》要求对于没有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这一规定的实施将会导致强制措施适用的普遍化、过度化,这一背离司法实践,违背刑事诉讼法理、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出台的做法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深层次原因是制度设计者偏颇的强制措施观念,根本原因则在于制度设计者固化的刑事诉讼理念,不能因应以认罪认罚为代表的合意式刑事诉讼的新发展,并提出与之相匹配的制度设计。以认罪认罚为代表的合作性刑事司法促进了合意式刑事诉讼与对审式刑事诉讼两种刑事诉讼模式的出现,并对既有的刑事司法治理方式与刑事诉讼理论构成冲击和挑战,未来应当运用新思维构建融贯、体系化的理论以适应新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下我国羁押替代性措施的完善

羁押替代措施,作为未决羁押的一种替代性措施,在我国由于法律规定不够完备,导致替代措施选择上不够多样化、适用率低、适用不规范、决定程序缺乏监督和制约以及缺乏相应的救济程序等问题,虽然,新《刑事诉讼法》有关羁押替代措施的修改有很大篇幅,但是仍然不够彻底,文章就对我国现存的两种羁押替代措施如何进行完善展开论述。

我国羁押替代性措施设计之革新

羁押替代性措施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中各种非羁押性方法的总称,其制度功能在于限制审前羁押的适用,从而达到人权保障的价值目标。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我国羁押替代性措施的设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完善,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适用的困境,对此,应当因应羁押替代性措施适用的国际趋势,从理念、原则和程序等方面进行优化。

羁押替代性措施的涵义、模式与功能省思

羁押替代性措施是用以代替羁押而实现诉讼保障目的的各种非羁押方法。羁押替代性措施以满足羁押条件为前提,却与羁押存在本质区别,是通过附加一定的义务规范而在审前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强制性明显弱于羁押。羁押替代性措施分为权力主导型和权利主导型两种模式,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均以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为目的,同时具有诉讼效益功能。我国《刑事诉讼法》将监视居住界定为逮捕的替代措施,可以有效减少逮捕适用,在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之外,很好地实现人权保障目的。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现状的调研报告

强制措施的适用既关系诉讼程序的进程,也反映办案机关的诉讼理念,更直接体现出一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现实状况。在中国,审前羁押已成为一种常态,高羁押、超期羁押等现象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成为司法改革亟待解决的难题。构建完善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体系,扩大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适用率,有助于缓解羁押难题,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整体性检视——兼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监察留置之关系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非新的刑事强制措施、准羁押措施,而应属于羁押的替代性措施。在功能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除具有羁押替代、诉讼保障、人权保障以及诉讼效益之功能外,亦有降低法外措施适用率与刑事侦查取证等价值。较之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监察留置的羁押替代、人权保障功能较弱,而诉讼保障、诉讼效益功能明显强于后者。适用内容方面,监察留置存有概括性强和部分规定阙如之局限,规范性明显弱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故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可从制度功能、适用内容以及权利保障等方面对监察留置的构建提供规则启示。

审前羁押问题与制度完善

审前羁押,在英美法系国家通常仅指审判开始以前的羁押,在大陆法系国家通常指在终局性判决做出之前对被推定为无罪之人实行的羁押。我国将审前羁押定义为逮捕的必然结果,以致实践中审前羁押率高、超期羁押、羁押替代性措施缺位等问题尤为突出。我国司法倾向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有罪推定,较轻视审前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但随着法治的进步与完善,我国司法观念逐渐转向疑罪从无,需深入对审前羁押制度进行审视与重构,以切实体现法律的权利保障机能。在此笔者将着重就我国审前羁押与逮捕混同、审前羁押期限受制于办案期限、审前羁押替代性措施运用不足等三大问题进行分析,最终提出完善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建议。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背景下中国保释制度之构建

自由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保障人权是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最高价值目标,其中规定的对审前羁押的限制措施即为了使该项权利能得实现的保障之一。致力于该目标的实现,各国在其刑事诉讼中均作出了与之相符的合理设置。针对目前我国存在于刑事司法领域的超期羁押及刑讯逼供等顽症、设计出合理可行的羁押替代性措施,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保释制度,作为一项完备的制度对于限制审前羁押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优越性,认真研究好这一项制度并因地制宜地借鉴适用,将有助于我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背景下解决好以上难题。

预期目标与理性检视:监视居住的实证研究

监视居住制度因其内在缺陷而难以承载减少羁押之使命,羁押替代措施实为羁押候补措施。监视居住的适用已进一步规范化,但存在将其作为侦查手段适用,在指定居所进行讯问,不当限缩"固定住处"范围,监视方法取保候审化或者过度监视,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患有严重疾病,是否生活不能自理的判断具有随意性等问题。应明确禁止在指定居所进行讯问和全天候人盯人的监视方法;规定电子监控设备费用可由拟被监视居住的人自己承担;明确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认定标准和程序;革新固定居所的范围被管辖区域捆绑的规定。社会力量参与监视居住执行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基础、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制度基础、成功试水的实践基础及发育成熟的社会基础,立法应将其合法化。

检察环节非羁押诉讼研究

从严格限制羁押、提高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比例出发,逐步构建符合国情的非羁押诉讼程序,已成为刑事诉讼研究的重要课题。当前,应分阶段健全完善非羁押诉讼程序设置。在捕前引导侦查阶段,应构建案件合理分流不捕直诉程序,强化对刑事拘留措施监督,重构取保候审强制措施适用制度,创新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的诉讼保障机制建设。在审查逮捕阶段,应健全社会危险性证明程序机制,完善逮捕条件的全面审查机制,完善非羁押诉讼风险评估机制,构建有争议案件逮捕公开审查程序机制。在起诉阶段,应推进认罪认罚情形下的非羁押直诉程序建设,构建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司法审查程序,徤全延押案件的司法审查程序,畅通羁押必要性审查运行机制。

刑事强制措施的基本范畴——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刑事强制措施是通过对基本权之干预来实现程序保障目的的行为。强制性和程序性是刑事强制措施的基本属性,共同构成强制措施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依对人身自由的干预程度,可以将刑事强制措施分为羁押与羁押的替代措施。二者在目的指向上具有同一性,但在实现方式上存有区别。新《刑事诉讼法》将监视居住定位为逮捕的替代措施,理顺了刑事强制措施的层次性和内在关联,有利于减少逮捕措施的适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

指定监视居住制度再审视:现状、定位与完善——以查办贿赂犯罪案件为视角

指定监视居住制度在贿赂犯罪案件查办中的运用,表现出适用率低、执行时间短、执行成本高等特点,这些特点与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六种滥用形态紧密相关。指定监视居住被定位为羁押替代性措施,在制度设计上存有内在性的矛盾,可以从法教义学的角度进行阐释。遵循比例原则、严格执行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构建主体外的第三方监督机制,是完善这项制度的三种可行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