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押权、批捕权与执行权的话语争端与消解

公安机关行使羁押权、检察院行使批捕权、法院行使执行权的现行司法体制,存有'侦羁不分''捕诉不分''审执不分'之虞。从羁押权、批捕权和执行权的配置沿革切入,通过梳理学界对'羁押权回归中立化''批捕权回归司法化''执行权回归行政化'的改革立场,将公检法三机关对合理行使羁押权、批捕权和执行权所做出的努力进行比较,探求背后'法律移植论'与'本土模式论'、'外部改革论'与'内部改良论'、'部门主义论'与'实用主义论'的话语争端,以期探寻符合我国国情的羁押权、批捕权和执行权改革之道。

我国被羁押人通信权制度困境与合宪性调控

被羁押人通信权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规避”的问题之一。当前,被羁押人通信权相关规定较为分散且缺乏制度配合,在审查主体、检查方式等方面存在制度疏漏,无法有效回应权利主体对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障需求。完善被羁押人通信权保障体系,需要将被羁押人通信权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公民通信权”保护框架下,对刑事诉讼领域通信制度进行合宪性调控,以破解通信主体不明、检查权力扩张、辩护利益受损等问题。合宪性调控以“三阶层”审查逻辑展开,先明确被羁押人通信权保护范围,对特殊犯罪案件和普通犯罪案件适用“二元审查模式”,在此基础上将通信检查权拆分为“拆开信件”和“阅览文字内容”两项权力,以实现公共利益与被羁押人通信利益的并重。

推进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的路径和策略

2022年我国诉前羁押率断崖式下降,主要是因为检察机关将诉前羁押率作为案件质量重要评价指标,并纳入对下级检察机关的考核,以此倒逼少捕、慎押。当前诉前羁押率的大幅下降只是实现“治标”,许多制度性问题并未解决,远未实现“治本”。推进非羁押强制措施的适用,欲实现“标本兼治”,须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具体而言,应降低取保候审制度的适用条件,扩大其适用范围,构建管控能力递增的取保候审执行体系,提高其诉讼保障功能;完善羁押权制约监督体系,防止羁押权恣意滥用;建立羁押司法救济制度,畅通被羁押者的权利救济渠道。在策略上,少捕、慎押应与提高非羁押强制措施的诉讼保障功能同步推进,权力谦抑、权力制约监督和权利救济应多向发力,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法院和企业、社区应共同参与。

从分权制衡原则审视羁押权之归属

权力分立制衡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刑事司法权力运作的基础,对于受指控人的基本权利保障具有重大意义。就国际公约与欧、美先进国家的法治经验论,纠问式侦查构造已日渐式微,检察官无羁押权为各国立法之通例。如果检察官已经行使侦查、公诉职权,就不宜再在侦查程序中担当预审法官,也不应当享有羁押决定权。我国未来的刑事司法改革应当温和而渐进地进行,在保障受指控人的听审权与救济权利的前提下保留检察官羁押权,引入事后审查制由中立法院对羁押进行事后复审。

关于刑事诉讼中羁押权合理配置的思考

近几年,我国羁押制度的诸多不合理性日渐凸显,本人认为对羁押权进行合理配置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本文针对羁押提请权的归属、羁押决定权的归属、羁押关押权的归属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我国审前羁押审查机制的反思与重构——以羁押审查权的合理配置为中心

我国审前羁押审查机制需要进行反思与重构,其着力点在于羁押审查权的合理配置。羁押审查权是审前羁押审查机制的核心,需要从范围、性质及运行机理多方面进行考察。从这一角度展开,现行审前羁押审查机制呈现了权力运行不畅、权力异化明显及中立性不足的问题。鉴于此,制度的重构需要从羁押审查权的合理配置入手,遵循三阶段的改革方案:第一步,创设有效的衔接机制;第二步,建立专门的审查机构;第三步,构建司法化的审查机制。

社会转型期我国警察刑事职权配置若干问题探讨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关系复杂,矛盾凸显。如何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已经成为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警察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最主要力量,其权力如何配置和行使,不仅关系到能否为和谐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也关系到政府执政为民的形象。警察刑事职权是研究警察权配置的重要视角,现场勘验权、羁押权、技术侦查权和诱惑侦查权是警察刑事职权的代表性内容,对其配置及完善进行探讨具有重要价值。

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启动程序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确立了基本法律框架,并设置了相应的启动程序,一是依申请被动启动,二是依职权主动启动,但对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启动程序的法律规定和具体操作规则尚需进一步研究。在精准把握羁押必要性审查权的基础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应该对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案件范围作出限制,依申请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应该设定"前置程序",侦查机关(部门)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并不是检察机关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应当情形。

羁押启动权与决定权配置的比较分析

西方法治国家在其特定的检警关系、检法关系基础上 ,对逮捕后的羁押措施的决定和羁押期限的延长 ,羁押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救济等实行司法抑制模式 ,可分为事先的司法授权和事后的司法救济。我国在羁押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同样讲究对羁押权进行制约和监督 ,其“中国化特色”有二 :一是强调羁押权的内部制约 ,缺乏司法审查机制。二是强调检察机关对羁押活动的检察监督 ,缺乏司法救济机制。应借鉴国外的羁押分权和程序模式 ,引入司法审查观念 ,引进诉讼对抗机制 ,并明确羁押审查的主体和方式 ,确立羁押的司法救济程序。

基于 UPLC-代谢组学技术研究泽泻结合有氧运动对高脂血症大鼠的改善作用

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既要求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关注人权保障，又要求衡量法律实施效果时注意区域特色。法制统一表现为规则公平，而规则公平是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的前提与基础。人权保障作为宪法原则，应落实在各个部门法中，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重中之重，因为其涉及与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密切相关的被羁押者权、获得公正审判权等。人的成长与世界观形成会受到区域社会环境及性别、出身、职业、民族等因素的影响，法律实施在不同区域会有不同效果。

国家人权行动规范的牵引力与推动力

第一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第二部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共涉及了八项权利,与刑事诉讼法落实有着紧密关系的是前三项权利——人身权、被羁押者权与获得公正审判权,其文本约2000余字,共22条。第二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这三项权利的结构相同,也有22条,约1700余字。第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将第二项权利吸收进了第一项,共25条,约1500余字。它们均在相应的时段成为了落实这些权利的政策性、牵引性甚至强制性的规范,已具备了较强的法律规范效力,应被界定为"行动规范"。通过对它们的类型化分析,能发现其文本制定上的可取与不足之处。这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实施九年来,这几项重要权利的保障取得了不少成绩,彰显了人权行动的政府与国家责任、人权行动需尊重本国现实与主权而渐进推行的重要性。同时,其实施也反映了那些经常侵犯公民权利行为的顽固性。而对此的原因分析,有利于揭示下一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草拟重点与行动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