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羌族习惯法中的社会管理功能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几千年来,在其特定的民族文化中孕育出维护本民族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游戏"规则即羌族习惯法。羌族习惯法是在羌民、宗族家庭、部落、村寨等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且不断积淀、世代相袭、共同信守的一套特定的管理法则。它对羌区的个人、家庭社会、宗族社会等内外部关系及本地区的生产、生活秩序的维护、协调和管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濮玉未彰,以待时日——《羌族习惯法》观感

重庆社会科学院俞荣根教授、西南政法大学龙大轩副研究员主持编著的《羌族习惯法》,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一年有余,至今才得以览读,不由得扼腕叹息。严格地说,这是一部法人类学的著作,又兼涉民族法学、法律史学等领域,然而,法人类学在国内尚未形成热潮,民族法学在法学领域中也算不上显学。

羌族民约的习惯法特征

民约规范是羌族习惯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羌民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羌族民约具有浓郁的民族独特性;其次,相对国家制定法而言具有依赖补充性,它调整着一些国家法没有调整的社会关系,同时,还在国家法虽有触及却难以深入的社会层面裨助国家法得以具体落实;最后,由于民约多为当地的老规矩、“土办法”,易为民众所遵循,具有可执行性。基于此,研究羌族民约,对今天民族地区的立法和执法实践都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论北川羌族习惯法的演化与我国现代法治的重构

北川羌族习惯法是在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中演化发展的,大致经历了独立运行、国家法干预、国家法挤压和此消彼长四个历史阶段。北川羌族习惯法的演化规律启示我们需传承和固化羌族习惯法,实现羌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对接和融合,以重构我国的现代法治。

论羌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为例

作为调整羌族地区社会生产、生活关系的重要准则,在北川羌族自治县地区羌族习惯法与国家法长期并存。然而羌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两者之间存在着观念、制度和运作等层面的冲突。现代法治建设应当立足于本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坚持本土化,在这个基础上,探寻国家法与羌族习惯法协调发展的并存之道。

“5·12”地震后羌族婚姻习惯法变迁

羌族是一个人口众多、传统悠久的民族,现在主要居住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县、平武县等地。据2005年的官方统计,户籍登记为羌族的人口约为32.65万。在2008年"5·12"特大地震灾难中,羌族人口损失将近10%。羌族地区至今仍保留着以原始宗教,万物有灵,多种信仰的灵物崇拜为核心的民事习惯,婚姻习惯是其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5·12"地震后,羌族人的婚姻习惯法有了较大程度的变化,从形式到实质都更加符合国家法的理念与要求,这无疑是羌族社会文明发展的重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