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域外适用的制度镜鉴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通过扩张其管辖权获得了广泛的域外效力。其全球腐败治理的初衷具备合理性,也直接推动了全球范围内企业合规制度的发展,但是其对国内管制放松与域外管辖扩张的矛盾引发诸多批判,在晚近的中美贸易争端中也成为美国政府基于长臂管辖制裁、威胁中国企业海外运营的重要手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建设,这要求我们加快构建中国法的域外适用体系,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因此,我国不仅需要以企业合规建设和阻断法为主的直接应对方式,还需构建相应的中国法域外适用制度这一间接应对方式。在构建我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律体系中,应秉持开放性与谦抑性结合的涉外法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在立法上赋予我国法律一定的域外效力,在执法上加强执法机构的协调并采取鼓励举报人的制度,在司法上注重和解程序的建设。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执法对中国治理海外商业贿赂的借鉴

中资企业的海外商业贿赂问题引人关注,现有的处置工具无法有效发挥预防及规制海外商业贿赂的效果。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执法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利用"组织体量刑指南"以及审前分流制度等技术性工具,促进美国企业施行有效的合规计划,进而净化市场环境,对于中国规制海外贿赂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在刑罚量定中考虑多种因素,将合规或内控作为减刑情节予以引入,并有限度地适用暂缓起诉制度,能够有效规制中国企业的海外商业贿赂犯罪行为。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和解方案、内部结构及合规文化

实践中,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的大多数执法行动均是通过暂缓起诉协议(DPAs)或不起诉协议(NPAs)和解结案的。但是,在联邦监管机构考虑使用缓起诉协议(DPAs)或不起诉协议(NPA)进行协商之前,通常会权衡企业是否愿意与执法机关潜在的调查进行合作,以及是否促进并提升了企业的合规文化。正如本文展示的,合作与合规并不总是与遭受FCPA审查风险企业的最佳利益相融合。合作往往意味着要求企业律师确定实施违法行为的个人。如果这些个人在单独的行动中受到纪律处分或被起诉,由此造成的后果可能导致企业内部的个人和律师之间的互不信任,企业内部沟通的崩溃,造成不公平待遇的感觉以及不适当的风险规避举措,而所有这些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均是不利的,并且可能阻碍企业维护守法文化的努力。事实上,这些并不是新问题,但由于监管机构经常以扩张方式解释FCPA,使得它们在FCPA背景下具有了特别意义。由于监管机构频繁地解释FCPA,而FCPA的复杂性与潜在行为的跨国性质,使得在允许的竞争性活动和不允许行贿之间经常出现模糊的界限。尽管许多企业最终可能认为合作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是可以解决的,但在设计企业内部的合规计划时,企业和企业内部的律师仍然认识到这些问题至关重要,监管机构也需要意识到,他们的执法政策可能会阻碍企业自我监管的努力。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对中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启示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引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治理腐败的全新理念——将贿赂外国官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通过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尽量避免贿赂行为的发生。经过30年的发展,这种理念逐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并为我国正在开展的商业贿赂专项治理活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我们应当借鉴《反海外腐败法》的成功经验,完善相关的贿赂条款、加强公司内部的治理责任,借助多样化制裁方法,科学有效地治理商业贿赂。

浅析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中的“会计条款”

"反贿赂条款"和"会计条款"构成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核心内容。我国对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研究多集中于"反贿赂条款",认为其是该法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近年来,在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海外贿赂行为的查处中,"会计条款"的作用日益彰显。分析美国"会计条款"的实用主义法理学基础,应当认为,加强会计监管的国际合作是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关键点"。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1977年出台,近年来在中国发生的德普案和朗讯案引起中国企业对这部法律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德普案和朗讯案简单介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内容及其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域外适用及对中国公司的启示--空客公司等天价罚款案例解析

美国逐步扩大《反海外腐败法》的适用对象和管辖范围,针对该法的海外执法越来越频繁,罚款金额不断攀升,出现了针对空客公司等的一系列天价罚款案。这些天价罚款案存在一个共同点,即被处罚的主体均非美国注册公司,贿赂对象并非美国公职人员。石油行业一直是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反海外腐败执法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面对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全球执法的风险日渐增大,要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真实、准确、完整的会计账簿,加强合规体系建设,建立第三方审慎调查及付款监管机制。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域外管辖扩张及中国的法律应对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颁布至今,已成为公司在进行跨国商业交易活动时无法忽视的风险基准之一。《反海外腐败法》在依据地域管辖等原则划定管辖范围的同时,还利用反腐败执法机构强势执法在实践中不断扩张域外管辖。中国作为吸引外资的新兴市场,清廉指数相对落后,一直是《反海外腐败法》适用案件的高发地区。随着中国倡议的提出,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中方企业的执法。对此,我国政府应致力于完善企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国内外企业创造平等自由的营商环境,中国企业应积极加强合规管理体系建设,通过多方面举措尽可能避免因FCPA管辖扩张而造成的损失。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绝不手软

2009年明初，美国电影制片人杰拉德·格林及其妻子帕特丽夏被指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该法条的英文简称为FCPA），向一位泰国旅游官员行贿以得到在曼谷举办国际电影节的合同。相关审判目前已在洛杉矶还在进行之中。这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实施后首个涉及娱乐业的案件。而多种迹象表明，全球反海外商业腐败行为已是大势所趋。

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反腐败执法风险及其应对——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为例

中国企业近年来面临的海外反腐败执法风险日益增大,尤其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适用范围和执法的不断扩张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此需要对该法的适用范围、管辖权、对贿赂行为认定标准和执法趋势等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应对之策,以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企业利益。

国际商业活动与反腐败——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中得到的启示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经验表明,要促进国家经济环境改善,体现市场交易的公正、透明,使之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应该把包括国内、国际商业活动领域内的反腐败活动彻底、深入开展下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署,也为我国完善相关领域内的立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及其启示

一、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立法背景及其沿革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于1977年制定，期间经过1988年、1994年和1998年三次修改，其宗旨在于限制美国公司和个人贿赂国外政府官员的行为，是目前规制美国企业对外行贿的最主要的法律。

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及其对中国制定《海外反商业贿赂法》的启示

治理商业贿赂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六项重要任务之一。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对净化美国的跨国商业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保护中国企业在跨国经济活动中的公平竞争秩序,中国应当借鉴美国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制定自己的《海外反商业贿赂法》。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对我国域外管辖的冲突及启示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对我国的域外管瞎与我国司法管辖冲突。我国首先应当认清其道德殖民性,同时,应当尽快完善法律,加强我国法律法规的执行。

详解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应当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在我国刑法中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扩大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以及“贿赂”的内涵和外延。

《美国海外反腐败法》:跨国反腐利器

近来，愈演愈烈的美国CCI行贿案将中国9家大型企业拖入了舆论漩涡之中，频频浮现的跨国公司在华行贿案再度引爆网络。此次卷入“行贿门”的是包括中石油、中海油等在业内举足轻重的大型国企。此前媒体还披露过不干胶案、力拓等类似案件。如不干胶案，7月28日，美国证交会（SEC）公布了一份有关不干胶巨头艾利·丹尼森公司行贿中国政府官员一事的行政诉讼档案文件。文件长达6页，SEC接受了艾利‘丹尼森公司主动承担20万美元的巨额罚款建议，并要求该公司立刻停止在中国及其他地区的行贿行为，这是继“力拓案”之后又一被SEC调查的府败案件。

法规范视角下的跨国商业反腐败初步研究——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与英国《反贿赂法》为例

差异化的制度规范以及执法方式会导致跨国商业主体产生巨大的合规成本并降低当事人的反腐意愿。这种与国际反腐浪潮日益高涨相背离的张力实质上为腐败滋生创造了空间基质。

从Petrobras案看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域外管辖问题

Petrobras案反映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的域外管辖权存在合理性的问题。通过回顾该法的立法历史和研究其条款的规定,分析FCPA针对外国公司的典型案例,表明美国FCPA执法机构宽泛地解释法律,借助微弱的连接点,扩大FCPA域外管辖权的行使范围。这既与美国国内法和司法实践中确定行使域外管辖权的合理性平衡检验标准不一致,同时也不符合《经合组织公约》和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要求。究其实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一方面为国际社会治理跨国贿赂提供了国际公共产品,另一方面也在维护了美国和美国公司的利益,收取额外的霸权收益。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新动向及我国国内法表述

近年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通过制度构建和执法加强不断寻求管辖权的扩张,同时又通过替代性措施与涉案企业和解实现了企业海外腐败罪责的非刑罚化。我国反海外腐败立法应该从象征性立法向实用性立法转变,既要发挥我国反海外腐败制度的法律效力,又要建立与企业海外腐败犯罪特点相适应的刑事政策。一方面通过增加母公司的刑事合规义务、明确最低限度联系原则、规制海外腐败洗钱犯罪等途径拓展我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域外效力;另一方面通过发挥合规制度的量刑激励价值、扩大从宽处罚情节在海外腐败犯罪诉讼中的功能以及构建处罚体系等途径,实现企业海外腐败罪责的非刑罚化。

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12月9日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反腐败日，目的在于提高对腐败的认识和对公约在打击和预防腐败方面作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