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域下我国野生生物保护法的路径选择——以美国《濒危物种法》为借鉴

随着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倡导,环境法理论的迅速发展和现实条件的日益变化,我国野生生物保护法的修正已是势在必行。在立法目标上,应从把野生生物视为自然资源进行保护的传统理念过渡到对生物多样性的维护,以体现野生生物保护法的生态功能;在保护对象上,应从对野生生物个体的保护转变为通过多种制度实现生物与生境的双重保护;在规制技术上,要力图完成法律概念的完整化和准确化,尽可能满足在错综复杂的自然状况下实现立法目标的需要。

从个体保护到栖息地保护——美国濒危物种保护政策的演变

为了避免濒危物种的灭绝,美国联邦政府于1973年通过了里程碑式的《濒危物种法》。但该法侧重对濒危物种的个体保护,忽视了对濒危物种栖息地的保护,使保护效果大打折扣。于是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修正案,对私人土地上的濒危物种栖息地进行保护,将濒危物种保护的重点由个体保护转向了栖息地保护。对栖息地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土地权利人的财产权,遭到了后者的强烈抵制,美国联邦政府因此继续调整保护政策以适当照顾私人利益,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美国濒危物种保护政策的演变对中国濒危物种保护实现生态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三重目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