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动因、特征与前景——兼论“美国优先”的政治底色与逻辑陷阱

拜登政府就职以来,提出“美国回来了”和“中产阶级外交”两个口号,力图在外恢复美国的软实力,对内更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但其实际推行的政策仍带有“美国优先”的浓重痕迹。拜登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手段与特朗普政府有很大不同,在侧重正面引导舆论的同时,低调谋取单边利益,用虚实结合的方式维持美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的表面平衡。拜登政府此举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在国际影响力持续下降、国内危机不断出现、大国竞争加剧和同盟内部分化,以及特朗普刻意制造了既成事实的背景下,继续坚持“美国优先”成为一种自然选择。从历史上看,美国追求“美国优先”是一种常态化行为,杰克逊主义的外交传统为其提供了政治文化根基。“美国优先”的背后也透射出复杂的政治内涵,体现了保守主义者的诉求,反映出对美国“过度”参与国际事务的不满,意味着美国梦的迷失,也因其对应政策的开放性而显现出典型的政治工具属性。但是,美国面临的大量问题是其制度因素所致,坚持“美国优先”在协调内外利益、远近利益、软硬实力等方面注定难以达成目标。鉴于“美国优先”理念已成为政治正确,两党均致力于以不同方式予以坚持,因此其影响还会持续下去。

“美国优先”政策和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价值分析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的飞速发展,全球治理体系的洗牌和重构成了国际上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目前国际上存在着两种主流的声音:美国主导的以美国发展利益为根本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指导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文通过对两种理念的理论发端和形成逻辑进行分析,对比两种理念完全不同的理论特点,以此来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当代价值及其合理性。

“美国优先”对美韩、美日同盟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大力推进“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理念,将“公平贸易”和“防务分担”作为解决与日韩等传统军事盟友“不公平”“不对等”关系的两大突破口,通过施压的方式,迫使后两者在经贸和防务开支两大议题上向美国让步。这种功利主义做法,引发了日韩的强烈不满,迫使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激发自主性努力以期更好地维护本国经济与安全利益。尽管美韩、美日同盟不会因此受到根本性冲击,但未来必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多挑战。

“美国优先”及其对美韩同盟的影响探析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执政理念,迎合了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世界观和利益诉求。"美国优先"的逻辑出发点是振兴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对内,通过鼓励制造业回流、加强边控修复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各项国家职能;对外,通过调整国际经济、同盟制度,打压"修正主义大国"、"流氓国家"和"跨境威胁团体",为重振美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特朗普政府也因此对美韩同盟进行了一次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调整。制度层面,特朗普政府要求重修《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分配防卫义务;国际行为体层面,特朗普政府希望韩国加入"印太战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同时要求韩国配合"极限施压"政策迫使朝鲜弃核。特朗普政府在大部分议题领域都实现了既定政策目标,并以美韩同盟再调整为筹码,向其他谈判对手施压。但是,上述调整也加剧了同盟内部的不平衡性,削弱了同盟的道义基础,暴露了两国在同盟未来发展方向上的分歧。

“美国优先”加剧了西方的安全忧虑

西方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现实存在。通常意义上的西方尽管以北约为基石,但它并不乏安全上的担忧: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视角,“看到了”一个“危险的世界”;欧洲也一直在关注并应对其所面临的种种安全威胁与挑战。一定意义上,现今“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已成为欧洲安全的一个挑战因素,加剧了欧洲的不安全。这一切将不可避免地对国际安全、跨大西洋关系及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特朗普政府经贸战略探析:“美国优先”的国际贸易新秩序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高调推行"美国优先",发动一连串的贸易争端,扰动国际经贸秩序。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目的为何,引发国际社会的诸多讨论。本文旨在探究特朗普政府的经贸战略,以修正主义霸权的设定,诠释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行为。特朗普政府抛弃旧有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合作机制,转而通过强势的贸易冲突的政策手段,目的在于打破多边国际经贸体制,试图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由美国与其他国家重新磋商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为框架的新架构。被解读为走向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政府,实则可能正在布局一个再次由美国霸权主导、符合其战略定义、公共产品成本最低、自由度最高的新国际秩序,以确保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特朗普政府的国际经贸政策布局有其大战略的意义,不能仅被看作是贸易保护主义或孤立主义。本文还以美国对加拿大、欧盟、中国的贸易冲突的分析,探讨特朗普政府经贸政策的实施与演进。

“美国优先”：特朗普中东政策的现实指向

就美国整体的中东外交而言,特朗普政府正在中东地区掀起一场“破旧立新”“美国优先”的新外交。执政将满三年的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国内面临来自民主党人、媒体舆论乃至共和党内的各种批评和挑战,但其在中东实施的具体政策却没有引起太多争论,反映出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力中心不在中东,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的中东外交在美国总体对外关系中所占地位不及以往。

“美国优先”政策下中国传统制造业出口的新困境及应对之策

当前,美国新政府试图以"美国优先"政策使中高端制造业回归美国,其中自然也包括已经在中国投资兴业的美国企业回美国投资。这不仅直接威胁中国的外资引进,更是直接导致传统制造业出口的上行压力的同步增加,以及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摩擦和以技术标准为代表的隐形贸易壁垒的加剧。本文基于我国传统制造业出口的发展现状,详细地剖析了"美国优先"政策下,带给我国传统制造出口美国市场的困难和挑战,并对如何加快提升我国传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探讨了正确应对的路径或策略。

国父外交与“美国优先”

美国政府在外交事务中遵循"美国优先"的原则,这种唯美国利益独尊的原则起始于美国的国父外交。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奠基人,乔治·华盛顿为美国外交定下了基调,其推出的孤立主义大战略一直持续到二战时期,詹姆斯·门罗推出的"门罗宣言"日后发展为"门罗主义",是美国干涉美洲事务以及在世界范围内行使长臂管辖权的开端,开启了美国将国内政治理念应用于国际事务的先河。美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是对美国历任政府外交的继承与发展,是在多极格局影响日盛的全球化浪潮中美国影响力相对衰落的语境下的表现,美国外交的本质始终如一。

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诉求与制约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构成正在形成中的"特朗普主义"的关键内容。一年来的特朗普外交实践表明,"美国优先"以争取国内选票、斩获实际利益、打造双边交易、解除对国际事务的管理负担等为诉求,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政策实施面临政府内部意见分歧、实施制度乏力、国内议程牵制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从目前看,特朗普外交已经给美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优势、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一些重要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整个国际秩序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长远看,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特朗普外交,可能增加美国在世界深刻变革面前掉队和成为输家的可能性。

从“欧洲优先”到“美国优先”: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美欧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知和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是大西洋联盟赖以建立并保持稳定的重要基础,而美国作为盟主,其全球战略重心的定位与转移则是影响联盟稳定及美欧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冷战期间美欧有着共同的威胁认知和一致的安全利益,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亦奉行"欧洲优先"战略,由此确保了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的稳定。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自21世纪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从欧洲向中东、亚太地区转移,这给原本以维护欧洲安全为主要使命的大西洋联盟造成强烈冲击。特朗普执政后进一步收缩全球战略,加速推进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战略重心东移,导致美欧安全利益分离加大以及双方对华政策协调难度增大。"美国优先"主导下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大西洋联盟具有离心力和稀释作用,促使其日趋松散化,甚至有滑向某种松散的交易联盟的风险。未来大西洋联盟或仍将持续,但由于存在内部缺陷及其他制约因素,其在蜕变中走向衰落的长期趋势将难以避免。

从转型到危机：“美国优先”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美国优先”理念对国际秩序走向带来深刻影响。基于此理念,特朗普政府确立“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权力竞争回潮;掀起“退群”运动,国际制度体系动荡;蔑视自由民主规范和价值观,自由主义价值理念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国际秩序领域出现的诸多变化,已远非国际秩序转型所能概括,自由国际秩序陷入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由过去争论美国领导世界的方式,到疑虑美国是否还将继续领导世界;美国也从过去专注于维护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兼顾新兴经济体对于自由国际秩序内部权力与利益相脱节现象的改革诉求,到如今聚焦美国应如何更好提升自身实力以平息国内白人蓝领阶层等对美国参与经济全球化、领导自由国际秩序所带来的国内利益损益严重不均现状的不满与排斥。我们需全面理性认识并积极管控“美国优先”冲击下国际秩序在特征、动因与议题领域所呈现的一系列危机性变化,这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基本稳定与合理化变革的重要前提。

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深层动因及对华影响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宣示作为新一届美国政府的施政方针,它的本质既不是重回"孤立主义",也非"国家主义"的转向,而是对美国利益内部排序的一次简约而不失深刻的重大调整。在其背后反映着美国内外形势所面临的深层质变,尤其是"政治正确"与阶层固化给美国社会内部带来的分裂。新政府的"美国优先"施政方针,将广泛影响美国在经贸、安全、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对华政策。思考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中国既要坚持"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的大战略,又应充分意识到中美关系中依然存在竞争甚至是冲突的一面。因此,需统筹协调四大对话机制,细化每个机制下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策略。

商业伦理与“美国优先”——马梅特的戏剧带给人们的警示

美国戏剧家大卫马梅特早在上世纪70—90年代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美国商界活动的戏剧,这些戏剧栩栩如生地再现了美国商界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你死我活斗争的场面,淋漓尽致地揭穿了资本主义一切为了追逐利益,肆意践踏商业伦理的实质。这也是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优先"口号的最好注脚。今天再读马梅特的这些商业戏剧,不难发现其警示作用。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川普“美国优先”话语的建构

批评话语分析与语料库相结合的话语分析方式近几年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应用,为的是减少人们对批评话语分析缺乏代表性和过于主观的质疑和批评。文章中运用费尔克劳的三维分析模式,利用语料库工具wordsmith6.0,从词频、索引、情态动词等角度详细分析川普每周电视演讲,以期揭示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结果表明川普在其演讲中通过语言的巧妙使用,竭力构建"美国优先"的形象,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美国优先”背景下中俄经贸发展对策研究

俄罗斯和中国地缘相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近年来受到“美国优先”战略和贸易战的影响,给中美双方的合作带来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中俄经济合作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分析俄两国贸易规模和商品结构,梳理中俄近阶段在政策互通、能源贸易和金融合作上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尚存的相应问题,从贸易结构、金融能源合作以及中俄两国人文交流等方面提出促进两国经济共同发展[1],加深两国经贸合作的各项对策。

“美国优先”背景下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对策研究

基于“美国优先”背景,缩减贸易逆差、维护高技术领域利益以及对世界经济格局的主导权是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主要意图。商品出口过于依赖美国市场、双边互补性削弱、获利能力较弱以及服务贸易长期逆差是现阶段中国在对美贸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应调整贸易地理方向,政策引导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有序稳步开放服务业和中国市场,倡导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基于“美国优先”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新动向论析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本届政府提出了"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美国再次伟大"等观点,把是否符合美国利益作为唯一衡量标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政策,遭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反对。特朗普上任以来,以"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主义为标志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主要表现在将"美国优先"置于国际法之上,利用经济霸权胁迫世界各国服从与配合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随意性增强,借助政治军事等手段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的意图明显,热衷于单边主义和一对一的双边谈判,为挽救国内执政困局极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基于"美国优先"的原则和遏制中国崛起的需要,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经济纠纷将会常态化,为此,必须采取强有力措施来积极应对这一局面。

“美国优先”战略挑战下中国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当前,要充分了解"美国优先"战略的背景、具体内容及面临的挑战。伴随我国公众的绿色生态发展意识不断提高,各领域促进绿色生态发展的制度不断完善。在"美国优先"战略挑战下,我国应打造绿色生态发展的全民共识、加快推进绿色生态能源的应用、走绿色生态的工业化发展之路、缩小绿色生态发展的城乡差距与构建绿色生态发展的新常态。

特朗普“美国优先”战略带给中国新机遇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六大施政纲领,试图建设更加强大的美国,同时也将引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再平衡,为中国带来新的重大机遇。中国应积极利用特朗普能源、外交、经济、贸易、军事、安全等政策的新变化,加强与美国对话与谈判,推动经济全球化,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