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教育种族隔离合法性的确立:普莱西案始末

普莱西案确立了美国公共教育种族隔离的合法性,它的产生植根于美国南方公共教育的发展过程之中。内战之前,美国南方公共教育的萌芽中就包含着种族隔离的因素;重建时期,尽管南方白人普遍反对公共教育,但由于激进共和党人的推动以及黑人的积极响应,南方的公共教育系统得以建立;随着共和党在南方势力的削弱、黑人的妥协以及白人的反对,南方最终确立了种族隔离的公共学校系统。1896年的普莱西案虽然规定教育中要做到"隔离但平等",但黑人的教育远远落后于白人,使得公共教育中的种族矛盾和冲突变得更为尖锐。

对美国公共教育研究中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历史分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撑。目前学界对美国教育史研究中分期问题的讨论忽视了历史时间中的“相对性”问题。回顾“辉格派”、温和修正派、激进修正派和新保守主义史学四大流派对美国公共教育历史分期的阐释及其前提假设,发现历史分期看似仅仅是对不同的时间的选择,实质上代表着作者在写作之前设计的研究问题,以及为此所拟定的逻辑框架和写作时所流行的史学思潮,这提示我们关注在历史叙事背后的“历史的解释”问题。对美国公共教育史研究中历史分期的再讨论,目的不是获得唯一的、正确的、普适的“方法”,而是从另一个面向获得对美国公共教育历史图景中时间的连续性与对象的“独特”与“断裂”之间的桥梁,进而健全我们对教育史的综合丰富的理解。

美国公共教育研究中的“一致”与“冲突”

美国的公共教育究竟是一个"一致"性的、"整体"性的存在,还是一个"冲突"的、"斗争"的场域,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话题。"一致论"派强调美国公共教育存在着"一致"的"白人—盎格鲁—萨克森—新教"文化价值理念和"一致"的科层制组织模式;它得到了美国公共教育研究中的辉格派、温和修正派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保守派的有力支持。"冲突论"派强调美国公共教育中存在着的阶级、种族、性别等不可调和的对立与斗争,美国学校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冲突"着的场域;它得到了社会改造主义者、激进修正派以及批判教育学的支撑。关于美国公共教育研究中"一致"与"冲突"的问题,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中国学者的充分关注;直到中国的教育学研究开始从"学科意识"转向"问题意识",中国的异域研究开始从"工具主义"转向"纯粹的学术兴趣",这一问题才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域,并逐渐发展完善。

超越传统主义与修正主义教育史学——弗里曼·巴茨与《美国公共教育》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史学界掀起了一股修正主义潮流,文化修正主义者和激进修正主义者先后分别从不同角度修正了克伯莱为代表的美国教育史学传统。弗里曼?巴茨在《美国公共教育》中对修正主义教育史学进行了批判。受美国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趋势的影响,巴茨建立起了以现代化为核心的三因素理论,并以此重新解释了美国公共教育史。巴茨重新肯定了公立学校在其美国公共教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认为三因素之间的张力是美国公共教育的发展动力,并指出公立学校的发展方式是分化与融合的双重变奏过程。

社会运动与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美国公共教育变革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美国相继出现了众多旨在改变美国公共教育的运动,这些运动在不同方面、以不同形式对美国公共教育改革发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共同促进了公共教育的全面变革。这些运动的直接出发点都是对公共教育现状不满以及由此产生的寻求改变的强烈动机。其中,社团活动通过传播与交流信息、教育调查、教育实验等方式成为对美国公共教育发挥影响的主要途径。不同的教育运动之所以对该时期美国公共教育改革发挥重要作用既有特殊的历史原因也有特定的社会条件。

战后美国公共教育改革中的“变”与“不变”

战后美国公共教育改革中的“钟摆”问题是学界已达成的共识;但我们对于“钟摆”问题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对一次又一次教育改革浪潮的叙事之中,更重要的是理解“钟摆”背后的动力机制问题。经研究,本文认为,战后美国公共教育改革中“钟摆”问题所遮蔽的是联邦政府角色的持续扩张;这是自公共学校运动以来美国公共教育系统的集权化倾向的体现,究其原因是美国在镀金时代新中产阶级崛起使得社会矛盾的“安全阀”不断扩大,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推进。这一社会框架使得集权政府、市场机制、阶级、教育与文化的“嵌含”成了一种必然出现的形态,发挥了巨大着“向心力”作用,使得教育改革乃至整体的社会改革就如同“钟摆”一样,永远不会偏离社会主流价值太远。

美国公共高等教育的治理架构与院校教师参与的界面

当前全美公共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型:分割式、统一式、无缝隙式和社区服务式。教师积极、全面地参与到大学决策过程是现代公共高等教育治理理念强调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在美国各州不同治理模式教师参与的情况也有所不同。文章以加利福尼亚州、乔治亚州、明尼苏达州、北卡罗来纳州为案例来分析美国公共高等教育的治理架构与院校教师参与情况。

美国公共学校的“意识形态冲突”

从教育与权力的关系入手、以意识形态冲突为视角来研究美国公共学校的"战争史",是美国公共教育史的一种解释路径。知识与学校从来就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体现着社会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从美国公共教育和公共学校诞生之日起,在当时社会和历史条件中居于主流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集团对公共教育和公共学校中"谁来学、谁来教、学什么、为什么学"的争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使得公共教育和公共学校从一开始就沦为了灌输社会主流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沦为了统治集团实现价值控制力的工具,沦为了阶级再生产、经济再生产、政治再生产、文化再生产的工具。

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先驱兰卡斯特学校研究

18世纪末诞生于英国的兰卡斯特学校以“廉价”“高效”闻名,为世界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19世纪初,兰卡斯特学校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开启了美国学校从“慈善”向“公共”的转变,既促进了学校和学生数量的快速增加,也在道德塑造、社会治理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公立学校运动的爆发提供了充分的教育基础和思想准备。毫不夸张地说,兰卡斯特学校是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先驱。作为英美教育交流的产物,它为美国公立学校提供了一种制度化的教学组织形式,是英国模式在独立战争后的美国的延伸和发展。

公共教育对国家认同的塑造和培养——以美国为例

国家认同是支撑民族国家合法性、维系国家团结和统一的一种重要的公民意识。公共教育是塑造和培养国家认同的主要途径之一。世界各国以塑造和培养国家认同为首要任务的公共教育政策,主要遵循同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以政治认同为核心、以国家建构为核心以及混合型等模式。美国作为社会构成复杂的移民国家,其公共教育体系受到自由同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以政治认同为核心等模式的影响,呈现出一种混合型的国家认同培养模式。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的公共教育体系受到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私有化”改革和全球化的冲击,在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的培养上遇到巨大挑战。美国的案例表明,国家认同的塑造和培养是长期的、复杂的、动态的社会任务。政府需要持续思考和不断探索,寻找和尝试适合本国社会结构且能兼顾国家认同塑造和族群文化保护的公共教育模式。

美国教育公共治理的公共性转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主要策略,即教育多元中心治理和教育择校的有限尝试,是在学生学业"失败"上升为一个公共问题的条件下,因教育官僚制自身缺陷而必然采取的策略。它并不想整体突破教育官僚制和实现完全的择校自由,而是在持守教育公共性的前提下对教育官僚制缺陷的自我调整和弥补;它不仅仅体现为治理结构的改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卢梭式的追问中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公共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公共治理实现了公共性的转型。对教育公共性的内涵我们需要重新理解。

高校能否真正发挥学习型社区的作用

近年来,学习社区的概念在北美国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作为较早研究教育的机构,经历了从师范院校发展为今天综合性的大学的过程,在更好地发挥大学功能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学校决策和发展理论,包括创建学习社区以及如何发展学术研究等.文章通过对美国近二十年教育改革成就和失误的分析,提出了建立学习型社区满足社会客观要求的理论,并探讨了高校在建立学习型社区方面的基本理念及机制转变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校选择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冲突

"学校选择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之一,发端于保守主义者对进步主义者构建的"单一的最优制度"的反思,蕴含着保守主义阵营中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对公共教育政策文本中"选择"符号的不同理念,体现了专业化与市场化两大逻辑对"选择"这一政策符号解释权的争夺,并在特许学校的制度实践中达成妥协。由此,创立并强化了一套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公共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