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外交活动探析——兼论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美国的“情报外交”

本文主要探析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外交活动,并以此为基础,考察美国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的“情报外交”理念。1994年至2002年期间,中情局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外交活动主要包括:在《奥斯陆协议》签订后的最初两年里,向巴自治政府提供安全援助,试图以此促进巴以安全合作;在1996年初巴以冲突重新爆发后,斡旋、调解巴以冲突,试图以此挽救和平进程。中情局之所以在巴以和平进程中从事外交活动,主要原因在于,巴以和平进程外交活动的特定需求与中情局所具有的满足此类需求的特质和能力高度切合,由此推断,情报机构参与外交活动的更具普遍适用性的逻辑则是,特定外交需求与情报机构特质和能力的切合。此逻辑对于理解、探究美国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的“情报外交”具有一定参照作用:一方面,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仍以外交为重要战略工具,但美国在某些领域的外交活动,如“拒止”和“去冲突、去风险”,有其特定需求;另一方面,美国情报界的特质和能力使其具备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发挥外交作用的资质,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外交需求与美国情报界外交资质的结合是催生“情报外交”的战略逻辑。

集体记忆和观念主体——对美国对华军事外交的信誉评估

美国在安全领域所形成的信誉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尤其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面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即将到来的政府换届引起的不确定背景下,对美国对华军事外交的信誉作出评估颇有必要。本文在对美国对华军事外交信誉的评估中主要循此分析路径,评价所涉要素主要包括一定历史时期美方对中国在军事领域里的承诺及其兑现情况、对相关国际准则以及双方在安全领域里的协定遵守情况。基于信誉的时间特性,本文撷取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后的对华军事外交、《上海联合公报》发布前后的对华军事外交,以及当前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对华军事外交进行切片分析,通过对这三个历史片断的分析,以集体记忆和观念主体为切入点对其军事交往信誉进行理性评估。最后,以结语的形式,将这一评估引入到中美两军基于信誉与合作的新型军事关系建构的讨论中。

国际非政府组织与美国对缅外交--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中心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国际非政府组织已然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体。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来为其外交政策服务,直接或间接地达成政府难以实现的战略目标。在缅甸这个过去较为封闭、西方世界难以直接介入的国家,各式各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却活跃于此,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其中,作为在缅甸开展活动最早和影响力最大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缅甸提供民主援助20余年,资助横跨几十个项目,通过将缅甸境内的组织、泰缅边境的流亡团体同国际社会捐赠者三者结合起来,统一协调和支持缅甸的民主运动,推动缅甸的民主转型。不仅如此,伴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它在缅甸基层的活动,增加了美国同其他国家在缅甸进行博弈的砝码。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与印尼的军事安全合作

近年来,美国与印尼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稳步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两国高层防务交流频繁、美国对印尼的军售规模明显扩大、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人员培训成果明显。但是,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印尼在发展对美军事合作问题上仍有所保留,这与印尼的整体战略设想、国内政治及对周边安全态势的总体判断有关。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与印尼的关系仍将保持发展势头,但不足以导致印尼改变"独立而积极"的外交方针。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战略比较研究

在人工智能战略方面,虽然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指导理念有所不同,但战略目标相同,都是要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导地位。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待人工智能发展,将人工智能发展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方面,特朗普政府推行单边主义政策,拜登政府重视制定和运用国际规则制约中国。它们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但手法有所不同。拜登政府继承特朗普政府将人工智能运用于军事领域的政策,但更重视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在军事领域的实际使用,致力于提升美军作战能力。在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军用发展基础上,拜登政府推出联合全域指挥控制,最大限度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在全球化时代,技术封锁和垄断不可能得逞,开放合作和良性竞争有利于促进各方发展。中美应该努力增加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合作,避免因人工智能竞争将世界划分为两种平行秩序。

美国国内地区同盟与外交战略的演进

受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和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各地区对"国家利益"有着不同的界定。各地区之间往往会通过相互妥协,努力寻找自己的同盟,力图让联邦政府的外交政策符合自己对国家利益的定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北部与西部的结盟使得美国走向了海外扩张,20世纪30年代东北部与南部的结盟使美国摆脱了孤立主义,20世纪80年代西部和南部的结盟使美国调整了冷战战略,并最终赢得了冷战。地区之间的斗争和妥协是美国外交战略演进的重要动力。我们需要准确把握美国各地区的特征、政治诉求及其在美国政治中的独特作用,提高对美工作效率和水平。

军事存在与无核化:美国朝核政策浅析

朝核问题的走向影响到美国的两项重大利益:一是防止核扩散,特别是制止核技术与核材料流入恐怖主义分子手中;二是维持其驻韩美军,避免对其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和东亚战略构成冲击。在朝核问题上,这两项利益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张力,如果坚决追求无核化最终很可能需要做到结束半岛战争状态、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而这将给驻韩美军地位问题带来重大的挑战。鉴于这两项利益均十分重要,美国在尽量把朝核问题与朝鲜问题脱钩的同时,不得不在朝核政策目标上保持着一种微妙且脆弱的平衡。当朝核问题恶化时,无核化目标便占据首位。当局势有所缓和时,美国便延缓步伐,避免问题的彻底解决从而危及驻韩美军的地位。自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至今,对这两大利益的平衡考虑一直是美国政府制定朝核政策的出发点,可以预计,这一出发点仍将继续体现在今后美国的对朝政策之中。

美国的云计算战略及其对军事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云计算有两个核心特征:一是小型计算的网络化,二是计算的经济使用和优化配置。2011年,美国制定了联邦云计算战略,推动云计算在联邦政府和社会各层面的推广。美国将云计算技术作为国家战略推出的根本原因是,希望保持美国在信息产业中的领先地位,从而服务于其霸权维系。云计算推动新军事变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军队私有云的建设将进一步提高军队信息处理的能力,从而使得一些高数据处理需求的战斗单元或军事作战平台成为可能。将保密等级较低的信息操作外包给商业云计算公司,则可以极大地提高军队的行政效率。云计算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在云计算开发上的绝对优势地位给冷战后的多极化趋势增加了不确定性;二是云计算的发展使得政府获得了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从而使其在与非国家行为体的信息竞争中处于更为优势的地位。

“全志愿兵”制度对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影响

兵役制度是一国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该国军事战略取向的重要指标。始自1973年的"全志愿兵"兵役制度,对美国此后的海外军事干预行为产生了重大而复杂的影响。该制度引发了美军阶层和种族构成的变化,削弱了国会和媒体对美军行动的约束和监督,进而对美国的海外军事干预产生了"刺激"效应。同时,该制度也对美军规模、军事思想和战争动员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导致美国进行"长期战争"的能力受损,客观上制约了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规模和类型。

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把对中国周边安全研究置于国际体系演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他们密切关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把"亲诚惠容"理念与中国提升周边外交软实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展示"魅力外交"的重要途径。美国学者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认知,他们从地缘政治困境的角度分析"六方会谈"机制的得失,强调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制约作用。中印美战略关系的形成对南亚及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印对华战略选择不尽相同,但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符合美印全球战略的需要,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因素制约着变化中的中印美三角关系,经济与安全是检验三角关系好坏的试金石。美国学界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考量、软实力外交、联盟体系制约作用的研究,凸显了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研究的新视角。

赖肖尔与美国对日本的意识形态外交

赖肖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日本研究的奠基人,并于1961至1966年间担任美国驻日大使。作为肯尼迪政府任命的一位学者大使,他针对当时日本舆论中的反美倾向,积极地在日本开展意识形态外交。本文首先回顾赖肖尔出任驻日大使的历史背景,然后从他建立与日本媒体的密切关系、恢复与日本反对派的接触,以及展开与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化论争等方面揭示其对日外交的实质。本文希望通过赖肖尔外交这个案例,反映冷战时期美国对其盟国所实施的意识形态外交,以丰富冷战史和美日关系史的研究。

美国对塞拉利昂的公共外交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将应对所谓"失败国家"的战略重点放在了稳定和重建上,同时重启公共外交这一思想武器,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对外战略。塞拉利昂是典型的"失败国家",美国在该国综合运用单向输出、双向交流和双边合作三种公共外交模式,以加强对多党民主制、选举制的宣传,影响其政治重建进程;加大在社会服务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援助,帮助其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重点投资女性和年轻人,以对抗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他们的吸引。美国对塞拉利昂的公共外交既对其稳定和政治重建过程施加了影响,又服务于美国应对所谓"失败国家"的总体战略。

拉姆斯菲尔德“服软”的背后

一贯强硬的拉姆斯菲尔德其实是一位深谙“太极推手”，能够适时“服软”的美国反恐代言人。其“摔跤手式”的气质并不妨碍他在推行美国强硬军事外交政策时灵活多变。本文从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侧面简要论述了这位传奇美国国防部长的“软”与“硬”．指出“软和硬”都只是出于美国大战路的需要。

拜登政府的核政策及其对中美战略稳定的影响

在国际防止核扩散面临严峻挑战时,美国拜登政府提出了核军控的新政策,首先是大力推动核军控进程,今年1月3日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即展示了拜登政府这方面的积极姿态;其次坚持模糊的核声明政策;再者就是继续推进核武器现代化。其对中美战略稳定的影响在于:(一)阻碍中美两国开展有意义对话;(二)核声明政策的模糊性将削弱核禁忌,对中美战略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三)美增强导弹防御和快速打击能力,将威胁中国核武器的生存。中美应尽快重启核对话,最终就如何加强战略稳定达成共识。

清洁能源转型背景下美国核能竞合策略及其逻辑

近年来,美国借助相关机制强化了与中俄两国在核能领域的竞争,同时也加强了与包括中俄两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核能合作。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核能的战略内涵大大扩展,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之一。美国谋求削弱中俄两国在国际核能市场上的地位及其国际影响力。美俄博弈推动美国在中东欧国家大举投资核能;美中博弈则加剧了两国对包括核能在内的清洁能源技术的激烈竞争。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给包括美国在内的核供应国带来巨大的商业机遇,美国希望抓住商机。但是,美国在国际核能竞争中面临融资约束、制度约束和需求约束。为扭转竞争劣势,美国积极与盟伴协调核能政策,增强对核能出口的支持。美国历届政府都强调核能在清洁能源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并在国际核能发展议题上积极发挥领导作用。在“战略-经济-领导力”的分析框架下审视美国核能竞合策略及其逻辑,有助于深入理解美国在新形势下如何平衡其全球战略与对外政策的多重目标。

试析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巴以问题上的共识、差异与影响

美国对以色列的跨党派支持,特别是强有力的军事支持是巴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冷战结束后,美国两党轮流主导的政府和国会在对待巴以“两国方案”上存在一定差异。民主党相对而言比较重视和推动“两国方案”,而共和党则更同情以色列右翼政府,特朗普首次执政时期几乎完全站在拒绝“两国方案”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极右翼政府一边。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两党均支持加大对以色列的军援以摧毁哈马斯,维护以色列安全,但随着事态发展在支持程度上呈现一定差异性。这种政策差异离不开美国选民和犹太裔在巴以问题上的分化,与两党外交理念的差异和2024年大选也有关系。新一轮巴以冲突将一度被边缘化的巴以问题和“两国方案”重新置于国际政治的焦点。但特朗普赢得大选并重新执政后,可能实施比拜登政府更加亲以色列、敌视伊朗、冷落巴勒斯坦的政策,这将改变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反过来使美国国内支持巴以“两国方案”的力量被进一步削弱。

宣传与情报的共生:冷战前期中国香港美国新闻处对新中国信息的搜集、分析和利用

冷战前期,美国新闻署以及其驻中国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对华进行了大量的情报工作。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美国和新中国在各个领域对抗逐渐激烈,美国新闻署的对华情报工作总体发展趋势越来越重要,最后甚至超越了宣传工作本身,成为宣传部门对华工作的头号目标。就工作类型而言,中国香港美新处对华情报工作主要分为两大类:搜集和传播涉华信息、研究和分析涉华信息;就情报搜集和关注的焦点而言,宣传机构的搜集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大事、新中国宣传和文化外交信息、世界各国涉华舆情、宣传项目的效果等几大方面。因而,中国香港美新处不仅是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反中共宣传的中心,也成为美国决策者对华的“耳目”和美国对中国的“监听站”。这显示出冷战期间美国对外宣传和情报工作的共生关系;同时宣传部门的情报工作和情报部门的情报工作相比也带有若干自身的特点。

美国对外援助中的“安全-发展联结”问题

“安全-发展联结”是国家和国际政策层面的重要议题,是分析国家安全与发展关系的理论框架。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双边援助国,对外援助是其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国的对外援助一直具有“安全-发展联结”的特征。虽然这种联结时强时弱,但根深蒂固。近年来,随着大国博弈和地缘竞争在政治、经济、科技、舆论领域全方位展开,美国对外援助再次呈现出“安全-发展联结”的强特征。这突出表现在援助机构与协调机制设置、援助资金流向与地区布局、援助叙事话语建构三个方面。“安全-发展联结”对美国对外援助产生了深远影响,使美国对外援助陷入了“安全-发展联结”的悖论:一方面,发展议题因为承载了安全目标而获得更多优先性和资金及资源,发展部门也因此获得更多重要性和话语权;另一方面,因为安全目标的强势,对外援助领域的安全议题挤出发展议题,导致发展部门日益成为服务于安全目标的手段和路径,处于工具化、从属化和边缘化地位。当前形势下,认真思考“安全-发展联结”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国与印度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起点和轨迹

2023年美印关系的新发展引人注目。美印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始于小布什政府。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冷战时期的国家联盟结构,消除了美印之间发展关系的结构性障碍。2006年《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签署和执行,使印度成为到那时为止美国奉行了近30年的核不扩散规则的例外,从而消除了美国改善同印度关系的关键性障碍。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同印度关系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以战略伙伴关系为核心,其主要动机是平衡中国未来的力量。经过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印在防务、科技和贸易等方面的关系日益紧密。奥巴马任期结束时,美国已将印度定义为“主要防务伙伴”,使印度在防务上可以与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平起平坐。到拜登政府时期,印度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拜登政府把美印关系视为“21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系之一”,宣称21世纪世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要求美印共同努力并发挥领导作用。近年来,美印两国的科技合作尤为引人注目,各种科技合作项目令人目不暇接。美印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轨迹显示出,美印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与中美关系呈反比;美印的接近是双方相向而行的结果,共同的战略利益推动两国不断走近。

从外交到移民——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转变分析(1948~1957)

“滞留”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是冷战初期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两国在围绕其去留的反复较量中,美国的政策变化不仅是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为满足其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中国留学生与中共的跨国政治联系直接影响了中国政府在争取滞留人士过程中的方针策略。此外,部分滞留的中国留学生转化为永久定居美国的移民,在美国移民政策中创造了诸多“先例”并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此后旅美外籍留学生申请永久移民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