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美国南海政策转变的三个维度--霸权衰落、权力转移与美国国内政治

南海问题被广泛认为是中美大国战略竞争的组成部分。理解美国政府南海政策的转变,需要结合美国在东亚地区霸权的衰落、大国权力转移在不同问题领域的变迁顺序以及美国特殊的国内政治气氛。南海问题兼有海洋秩序观念、贸易通道和印太地区秩序等不同问题领域的特性,在中美贸易冲突加剧后成为特朗普政府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重要议题。拜登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将更加重视与盟友的合作,很可能继续实施多边化的"航行自由行动",但也不会让国内政治过多干预南海议题,而是从外交层面加强与中国的博弈与协调。

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形势

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吕其昌克林顿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０日宣誓就任美国第５３届总统，开始他的第二任期以来，内外政策的连续性较强，施政重点仍是国内问题，但已没有第一任期内那种雄心勃勃、志在必得的“变革”气势，亦没有提出新的重大改革方案和新的改革措施，只是重...

高科技互联网公司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美国信息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崛起的高科技互联网公司聚集了大量的市场和技术资源,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在美国国内政策以及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对高科技互联网公司的政策偏好以及行动策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争取将新近崛起于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博弈方发展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理性参与者和维护者。首先是对高科技公司关注的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等议题进行积极回应。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在上述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环境的改善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符合中国长远的发展利益。其次是加强中美两国从政府、行业以及公司层面的高科技行业的交流与合作。最后是突出强调高科技公司多元文化价值观中的世界多样性原则,争取其对中美两国"和而不同"的新型关系的理解和支持。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世界并不构成威胁,而是对世界多样性的贡献,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在尊重彼此价值观的基础上互利合作,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美国国内政治:大选和疫情折射深刻撕裂

2020年美国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并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弹劾特朗普的案件未通过参议院审核,特朗普被宣布无罪;二是新冠疫情全面暴发且毫无减缓迹象,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均造成严重冲击;三是“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内围绕着种族问题的对抗愈演愈烈,各种极端思潮泛起,并给大选带来出乎意料的影响;四是大法官金斯伯格病逝,特朗普和参议院共和党人火速任命了新的大法官,最高法院进一步保守化;五是围绕着大选的丑闻、诉讼、游行和对抗不断,投票结果至今没有得到公认。

美国国内政治:党争激烈,纷乱加剧

拜登上台已两年。相对于特朗普时期的喧嚣纷扰,这两年的美国内政总体上还算平静,甚至略显乏味。尽管民意基础不足,民主党内也存在较大分歧,这个所谓的“任务型总统”还是充分利用了自己丰富的从政经验,以及民主党名义上主导国会两院的有利条件,努力推动一些重要的政策议程落地,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却相当深远。《基础设施建设与就业法案》《更安全社区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削减通胀法案》等,就是在政治极化状态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得到通过的。

乌克兰危机如何影响美国国内政治

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拜登政府做出了激烈反应,一系列制裁轮番而至。拜登的危机处理政策使其支持率获得小幅反弹,然而,共和党人对他的攻击没有停下脚步。对此,拜登没有正面回击,这既反映出他对乌克兰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乃至失控的担忧.

“遏制”还是“交往”?——评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有两重性,既要向中国施压,限制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又要同中国保持交往和合作。这项政策有深刻的内在矛盾,在执行中表现出摇摆不定的特点;与此同时,“遏制”和“交往”两者并存,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在执行中又表现出一定的连贯性特点。中美关系中挑战和机遇并存。中国愿同美国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如能发展友好合作更好,能否做到完全取决于美国方面。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经济因素

美国的对华政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意识形态、美国国内政治、台湾问题、战略安全利益等。但是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苏联、东欧的形势发生剧变后,以美苏争霸为特征的冷战时代结束,美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这样,美国战略安全上的主要威胁消除了。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不复存在,美国也无需再打中国这张战略牌了。因此,89年'6·4'事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美国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一改其前四届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两党一致的一贯做法,把中国视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对象。

美国官办媒体涉华传播策略及应对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其对华政策与既往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开始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对我国实行全方位的施压甚至极限施压。"9·11事件"后企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接触政策",目前已让位于全方位战略竞争的"遏制政策"。重新定义中美关系,强行推行有利于美方的路线图,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精英的共识。

折冲樽俎 东风化雨——富有成果的朱总理美国之行

朱镕基总理于4月6日-14日对美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总理15年来首次访美,也是中美关系继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互访后的又一重大发展。朱总理访美稳定了中美关系,取得了重大成果,充实了拟议中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反对美国”2024年大选将怎样展开?

大选年,美国国内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拜登和特朗普围绕2021年国会山骚乱事件隔空开战,相互击对方对美国民主造成威胁。国会两党则在2024财年预算案上僵持不下,边境问题和对乌援助折射出的路线之争愈演愈烈。如果两党在国内政治上持续“内耗”,则在对华政策上难以形成合力。

三重压力视阈下中美贸易冲突的特点与前景

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贸易冲突的走向跌宕起伏,虽然当前中美之间已达成初步的贸易协定,但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仍充满变数。通过分析实际状况,可以发现引发本次贸易冲突的关键因素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三重压力:一是美国面临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压力;二是美国受到来自国际产业分工变化的压力;三是特朗普政府受到来自美国国内的压力。在三重压力之下,当前中美贸易冲突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经济措施逐渐成为美国应对结构压力的战略新抓手;二是产业分工变化的压力使得以高端产业为主的一系列竞争成为中美博弈的新焦点;三是美国国内压力的多变性使得中美贸易冲突呈现出跌宕起伏的特征。综合这三重压力的作用与影响可以预见:结构压力决定了中美贸易冲突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分工的压力决定了中美贸易冲突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而美国国内压力的多变性又决定了中美贸易冲突存在阶段性降温的可能。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从长远来看难以完全终止,因而在贸易冲突的不同阶段,双方更倾向于借助在多个领域内达成有利于自身的一揽子协议,谋求相对优势以缓解压力,进而以图后计。

步步为营——开启《华盛顿邮报》的贝索斯时代(上)

2014年4月,在格雷厄姆家族将拥有80余年的《华盛顿邮报》（以下简称邮报）卖给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后6个月,凯瑟琳·韦莫斯在邮报内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她如今宣讲的战略,与她六年前执掌这张报纸时奉行的战略已经完全相反了。＂为了华盛顿,报道华盛顿＂凯瑟琳·韦莫斯于2008年2月被任命为《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2007年度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报纸板块亏损达1.93亿美元。

中美双边合作空间进一步缩小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清华大学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指出,疫情高峰过后中美矛盾不会缓和,反而可能更加尖锐。①过去一年间,中美关系的走向符合持续恶化的预测:2021年1月中美关系分值降至近期最低点-8.3(见图1),基本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分值持平。②拜登正式就任以来,中美双边关系分值下降趋势有所减缓(见图1),但中美之间正面事件较少(见图2),并无整体回暖趋势。受美国国内政治和中美全面竞争总体基调影响,相较于特朗普执政时期,拜登政府对华战略未发生明显变化,但手段和侧重点有所改变。

中美关系被推入恶浪险滩

中美关系受到难以估量的打击；●这不是一次孤立的行为；●极端势力正将美国引向一条危险的道路。举世震惊！美国导弹野蛮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将中美关系又一次推入恶浪险滩。中国政府做出强烈反应，发表严厉声明，...

2022中期选举:美国政治再洗牌

2022年11月8日,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这是拜登政府执政后面临的“期中考试”,也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又一次重要洗牌。这次中选还时值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中美关系继续螺旋下滑、美国全球战略加紧进行转向“印太”的调整,不同内外因素的交互影响更加紧密、直接。该如何观察这场将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选举,又该对与之相关的美国对外关系问题、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怎样的新思考?本期“封面话题”,聚焦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及其背后的政治、外交乱象。

双面里根

称赞者一般把里根看作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里根向美国公众生活输入或激活了一些最坏的元素:贪婪、自大、疏忽和伪善。媒体塑造出来的双面里根,呈现着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对立。

签署航天政策一号令:特朗普寻求执政突破

特朗普签署航天政策一号令后,诸多分析人士指出,这份文件中没有给出任何重返月球的细节,无论技术、经费、进度、规模都没有谈及,看起来有点高深莫测。但回顾美国航天探索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无论探索还是NASA本身都不是象牙塔,任何项目的起落都与美国的国内政治有着深刻的联系。

中美之间贸易纠纷的政治内涵

本文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中美经贸冲突的政治内涵：第一，美国政界领导人对冷战后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地位的认识；第二，美国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偏好的重新抬头；第三，最惠国待遇问题的政治内容；第四，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作用；第五，美国全球战略的背景，并认为，出于政治、经济和战略的考虑，美国一方面会继续推进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同时也将不断在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