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域外证据开示程序的价值问题初探

证据开示程序是美国民事诉讼中的一个极具特色的程序,美国法院一般将此程序适用于涉及美国当事人的国际民事诉讼案件中;这一程序是其法院在国际民事诉讼中获取证据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一程序产生的动因、价值取向、程序实施所受到的限制等问题会对该程序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域外证据开示程序是其传统文化、思想观念在法律制度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但这种以美国为自我中心的程序因为其单边主义倾向而受到相关限制。

美国的域外证据开示制度评析

证据开示制度是美国国内民事诉讼中获取证据的一项重要制度,美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也将此适用于国际民事诉讼中,各国针对美国的域外证据开示命令采取了抵抗的态度,并制定了相应的障碍规则。1970年的《海牙取证公约》从国际视角来协调各国在取证问题上的冲突,对缓和美国的域外证据开示制度和外国诉讼制度的冲突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留下了若干公约本身无法处理的问题。美国亦采取一些措施来协调美国域外证据开示制度与各国诉讼制度的冲突,以期保障美国涉外民事关系的正常发展。

域外证据的特别证明程序探析——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条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条的规定,对域外证据的公证认证程序进行论述,认为公证认证程序作为域外证据取得证据能力前提条件的规定存在弊端,同时认为,“经过公证的域外证据”与“公证证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证据效力上不能等同,并对相关立法提出建议。

反制美国不当域外证据开示的欧洲经验与中国策略

近年来,我国当事人进行海外贸易时,经常面临在美被迫进行域外证据开示的困境。美国域外证据开示制度因其具有的广泛性、直接性与排他性,带有过度扩张域外管辖的浓重攻击色彩,从而对他国司法主权以及社会经济利益造成威胁。在此情势下,阻断性法律成为各国抵御不当域外证据开示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我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出台并生效.

美国民事诉讼证据开示程序及其对我国证据制度的借鉴

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的责任，也就是俗话说的“谁主张，谁举证”。在民事诉讼代理过程中，最为重要，同时也是工作量最大的部分就是庭审之前准备证据的过程，包括证据的收集、筛选以及举证。在法治国家中，证据充分与否是取得诉讼胜利的关键，正所谓“打官司就是打证据”。

美国域外司法管辖的逻辑批判

域外管辖的体系构建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域外司法管辖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美国域外司法管辖变迁沿循“弱势者—强权者—衰退者”的历史逻辑,深刻映射出国家实力和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维护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是美国法院行使域外管辖权的动力逻辑,因此其司法决策具有鲜明的国家利益导向。理论上,法院行使域外管辖权应当遵循一定的权力限制逻辑,但由于美国对国际法遵从度下降、反域外适用推定的不确定性、正当程序适用受限,其域外司法管辖缺乏可预期性。研究美国域外司法管辖的逻辑实践与教训,我国可从管辖理念调适、管辖标准调整以及合理性调控三个维度完善域外司法管辖体系,在增强域外司法管辖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基础上,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

民商事域外取证中的障碍立法探析

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各国障碍立法的产生主要源于对美国单方面域外证据开示的对抗。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所规定的证据开示极为广泛。同时,美国法院还经常单方面地获取域外证据。美国法院的这种做法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很多国家认为美国证据开示制度是对本国司法主权的侵犯。在早期,许多国家对美国的证据开示命令只要采取外交抗议的方式。其后,一些国家为了对抗单方面的美国域外证据开示,纷纷制定障碍立法,禁止或限制在特定领域向美国法院提供证据。而美国法院为了缓和与其他国家的冲突,也先后采取了礼让分析、平衡原则、善意原则等来减少与其他国家的冲突。研究其他国家的障碍立法也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国有益的启示。

域外取证中障碍性法律的适用评析

为了阻止外国法院某项诉讼程序的进行,特别是限制外国法院在内国调取证据和阻止外国法院证据开示规则的域外适用,许多国家颁布了障碍性法令(blocking statutes)。而针对这些限制取证的立法,美国等法院地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障碍性立法及其适用在维护本国的特殊利益方面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它的适用无疑会妨害法院地国的法制统一,甚至在个案中还有损于本国当事人的利益。在域外取证乃至国际民事诉讼领域,国家间的单边立场和消极对抗,不利于国际民商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对于这些障碍性法律及其适用应当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各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一般认为，证据开示制度是当事人主义对抗制诉讼的产物，然而随着其特有的诉讼价值——不仅蕴含了真实发现、人权保障、公正与效率等基本价值理念，而且能够在真实发现与辩护权保障、公正与效率之间实现兼顾与平衡——被两大法系诸多国家逐渐认识到。

我国民商事域外取证的司法实践:现状、问题与对策

对我国司法机关在2008-2018年协助外国调查取证的司法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取证周期过长、取证成功率较低等。同时,美国的审前证据开示程序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对我国域外取证司法合作带来新的挑战、提出新的要求。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海牙取证公约》以及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未能完全发挥其应有作用;其次,我国将调查取证视为司法职权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取证合作的开展。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国需要从规范和理念层面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起草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范本,规范和完善域外取证的框架和机制;另一方面在高效便捷原则的指引下简化我国域外取证的程序。与此同时,还需要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发挥阻断性立法的作用,妥善解决中美两国在域外取证领域的法律冲突。

论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据开示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是基于被追诉人的自愿性,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保障被追诉人的证据知悉权,进而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目前我国证据开示制度并不完善,文章借鉴美国证据开示制度的成熟经验,围绕证据开示的时点、地点、主体、范围、启动方式、程序、救济机制等方面,探索建立适应我国特色的认罪认罚案件证据开示制度。

个人数据治理域外管辖权扩张、冲突与协调

全球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为应对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带来的管辖不能风险,国际社会成员倾向于扩大自身域外管辖权。规范层面,强调属人原则和效果原则;裁判层面,限制协议管辖、扩张案件与管辖权主张国“联系”的解释空间、拓展证据开示义务、针对相关国际协定进行司法审查;执行层面,要求境外机构指定境内代理人、加强境内执法部门境外执法权。个人数据治理的国际协调有待深入,协调应重视大国协商的引领作用,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强调相互性,以统一的实体法和冲突法为理想结合现实情况循序推进,引导和细化礼让原则的适用。

域外证据开示和诉讼制度的冲突——以德国和美国为中心

本文以德国和美国为主要参照点 ,从不同国家诉讼制度的差异入手对美国民事诉讼特有的证据开示在域外进行中受到的阻滞及其原因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 ,并进而对于化解域外证据开示中的国际冲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和方案。

域外证据开示和诉讼制度的冲突——以德国和美国为中心

一、导言如果在美国的堪萨斯州发生的汽车爆炸导致原告受到严重伤害,爆炸可能是由于在美国外生产的汽车某部件的缺陷所致。

中美民事执行程序中的“财产披露”制度比较研究

为尽可能地维护民事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的权益,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严格的"证据开示"制度,这一制度有效打击了被执行人隐藏、转移资产以逃避判决或裁决确定债务的行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财产报告"制度在制定的目的和实施的效果上与美国执行程序中的"证据开示"制度有相同之处,但在具体的程序、内容和责任上存在差异。参考美国的"财产披露"制度,我国应从被执行人"财产报告"的程序、报告财产的范围及加大追究违反报告义务的责任三个方面完善我国的"财产报告"制度。

美国法律域外适用的司法实践及启示

在涉外法治建设方面,如何妥善应对美国运用法律手段损害中国国家、企业、公民利益是需要研究的重点课题。美国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是反域外效力推定或无域外效力推定原则,但在分析具体案件时,法院需要首先审查拟适用的法律条文本身是否明确规定了域外适用效力,如果相关法条没有规定域外适用效力,就需要判断相关法条的国内适用效力,能否以该法律的关注点作为连接,将案件作为美国域内案件审理。同时,在审理案件时,法院必须考虑美国法适用的正当程序要求,以保证被告的合法权利。美国法律域外适用的实践历史悠久,形成了成熟的、不断发展的体系,对我国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提供一定参考。

中美民事诉讼审前程序之比较

中美民事诉讼审前程序分别属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两者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制度精神上都截然有别。文章通过对两种程序基本内容的双向比较 。

中美民事诉讼准备程序之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美民事诉讼准备程序静态的立法规范和动态的司法实务进行比较考察 。

中国企业打赢美国官司的10个招数

中国企业近年来在美国被诉的案件的确越来越多。美国民事诉讼程序对国内企业来说是陌生的，证据开示过程繁琐昂贵，陪审团看起来缺乏理性，不利判决可能导致巨额赔偿，更不用说按小时计算的律师费。因此，很多企业视赴美应诉为畏途。然而，他们也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在美国超过98％的民事诉讼都是在庭审前以和解或审前裁决的方式结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