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与国际化——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趋势及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加强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日益凸显。然而,在史实重建与个案累积尚且缺乏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史又面临社会史、新文化史带来的严峻挑战。长期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始终处于同领域的顶尖水平,而197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在研究方法、取向、视野上受到的质疑,以及学界所作的回应,对未来中国外交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未来的中国外交史研究应该加强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法之间的互动;突破国家中心主义的束缚,重视非传统议题、非精英及观念因素的作用,寻求多元视角的外交史研究;尽可能与国外同行交流,将自己置身于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凸显中国外交史的国际关系史特征,将外交史的国际面向和国内面向作为整体进行考察。

国内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突破——评《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1776—1860)》

王晓德教授的专著《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1776—1860)》以专题形式系统研究了美国早期发展历程中发生的重大外交事件,深入分析了蕴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思想根源。作为国内美国早期外交史研究方面的开荒之作,此书具有可圈可点的学术价值。中国的美国外交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还需要在多学科理论素养积累、多种外语掌握等方面深入加强,唯此才能使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取得更大的创新,实现实质性的突破。

威廉·A·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方法论新论

在美国学界对于著名新左派史学家威廉·A·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研究中,一个流行的看法是,威廉斯是一位经济决定论者,他对美国外交的思想文化层面(或意识形态层面)重视不够。实际上,这是一种流行的谬见。威廉斯为美国外交史提供的不是一种经济解释框架,而是一种文化解释框架。然而,不管是将威廉斯的方法论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还是归结为"唯心论",都是对威廉斯外交史学的一种简单化解读。"简约主义"的标签不可轻易加在威廉斯的头上,因为他在其概念框架内清醒而巧妙地处理着观念与现实、结构性因素与人的能动作用、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重新认识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对美国外交史研究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