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

特朗普政府全面开展对华竞争,谋求在高新技术和国防产业链上与中国脱钩,对中国机构和个人在美国的活动施加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经济、安全、外交等领域对华施压。上述政策造成两国关系氛围恶化,战略互信受损,结构性矛盾突出,中美关系从合作与竞争并存模式转向竞争主导型模式,双边关系缩水,在多边机制中的分歧和摩擦加剧。展望未来,中美关系在短期内依然形势严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从长远看来,中美关系走向存在多种可能,其一方面取决于美国内部各派的博弈,另一方面更取决于中国的应对。塑造推进务实合作和建设性竞争、有效管控风险、防范重大冲突的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对美外交的基本方向。

特朗普执政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

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中美关系总体上发展顺利,但双方并未就两国关系的定位和框架达成共识。随着特朗普政府内对华强硬派影响力的上升,中美关系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正面临严峻挑战,两国关系的竞争性在强化和扩大,在此情况下,如何管理和引导竞争是双方共同面临的课题。从更广阔的视野看,美国对华政策正在进入新阶段,与中国的力与势之争是这个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维持对华力量优势将是未来20~3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关切。这一重大变化对中国的对美政策提出了新的考验。

“遏制”还是“交往”?——评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有两重性,既要向中国施压,限制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又要同中国保持交往和合作。这项政策有深刻的内在矛盾,在执行中表现出摇摆不定的特点;与此同时,“遏制”和“交往”两者并存,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在执行中又表现出一定的连贯性特点。中美关系中挑战和机遇并存。中国愿同美国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如能发展友好合作更好,能否做到完全取决于美国方面。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冷战后 ,中美关系跌宕起伏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受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无论对美国对华政策遏制派还是接触派都起作用。遏制派试图像对付苏联那样来对付中国 ;而接触派则想促使中国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演变。但双方的最终目的是相同的 ,即彻底清除共产主义。无论是克林顿民主党政府还是布什共和党政府 。

美国对华政策的深度调整

美国对华政策正在经历两国关系正常化近40年来最深刻的调整。这种调整从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就已经开始。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失望,以及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系统性误读和曲解。此次特朗普政府与以往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美国对华关系的政治气氛变得严峻,对华强硬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全方位、多领域、经常性的竞争和博弈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美方还在构建针对中国的国际压力。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调整,中方既要认真对待,又要冷静、镇定。要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努力通过对话、协商的办法来化解、缩小、弱化双方之间的分歧、争端,做到仁至义尽;要抵制与美进行战略摊牌的诱惑,把中美关系维持得越久越好。

政治极化与美国对华政策转型

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史无前例,西方学者使用“极端极化”来描述这一状态。美国对华政策本身正在经历1979年以来最关键的转型,政治极化增加了转型的风险、极端倾向和不确定性。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政治化”“工具化”态势明显,特朗普、拜登竞相在极端强硬的方向上“一路狂奔”。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对华政策仍然会处于“动荡期”,暂时还看不到回归理性、平衡和稳定的迹象。

90年代美国国会与总统关系的变化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本文首先叙述了现代美国国会和总统关系的基本模式 ,即战争时期的总统在国家对外政策中占居支配地位 ,国会一般依从总统的权力 ;在和平时期 ,国会力量会更多地制约总统权力。然后 ,本文探讨了 90年代美国国内政治的若干变化 ,如共和党支配国会、民主党主导白宫、国会本身组织结构的调整 ,以及这些变化对国会和总统权力平衡关系所构成的影响。最后 ,本文以美国对华关系中的贸易问题、台湾问题、安全问题为例 ,考察了90年代国会和总统之间权力关系的较量。

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

在1995年夏至1996年春的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中，主张与中国积极接触的意见占了上风。克林顿政府1996年春着手进行的对华政策调整，是华盛顿谋求以战略眼光处理中国问题的一次重大努力，它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开始步入以中国的崛起为出发点的轨道。在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漫长过程中，华盛顿将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对华接触与慑阻两手并用，力图把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对华政策将更趋现实，两国关系也会越来越成熟。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国会和美国对华政策——以《加强台湾安全法》的出台为例

在众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因素中,国会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冷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加强了对华决策参与,总体上起着消极作用。《加强台湾安全法》是冷战后国会介入台湾问题的一个大动作。该法出台的过程为我们探究冷战后国会对华政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中国政府已充分意识到美国国会的作用,力图发展两国间的对话机制,规避国会在中美关系中的破坏性作用,增加其建设性。

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分析

作为美国国家领导人,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包括不羁善变、精干有为、逐利自我、好胜执着和积极外向等。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是非决定性的,关键在于他的政策偏好与美国对华战略反思共识的匹配。受特朗普总统个性特质的影响,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团队具有"小圈子决策"和随意性等特征,从而使特朗普政府执政初期的对华政策具有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性,体现了特朗普注重交易的商人思维和在对华政策总体上呈现的两面性和极端性。中国在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时,应重视美国对华政策的随意性和突发性,保持战略定力,恪守底线思维,警惕特朗普所做的一些战略承诺的随意性和虚假性。在总体上,应保持积极的交往和沟通,保持战略谨慎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有助于在现阶段的中美战略竞争中获得优势,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

论如析薪 贵能破理——《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读后

在从抗日战争胜利到朝鲜战争爆发这短短的五年里,中美两国从战略上的盟友一变而成为战场上的死敌。这段中美关系所留下的历史沉积,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国内外研究者去挖掘、深思。除了这幅历史画卷本身的丰富多彩外,人们之所以对它产生浓厚兴趣,更重要的是因为它能够深刻地反映现实。在中美关系中,苏联扮演着什么角色?意识形态在美、苏、国、共各方的政策中起着什么作用?美国的国内政治对它的对华政策有什么影响?美国为什么总要干涉中国内政?类似问题从40年代后期起直至今天,都是研究中国对外关系中头等重要的课题。资中筠同志的新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详尽、系统地描绘了那五年多时间里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论述了影响美国政策的种种因素。《文心雕龙》有言曰:“论如析薪,贵能破理”。依笔者管见,本书最突出的特点。

试论中苏同盟建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1949—1950年)

文章着重研究分析冷战背景下中苏同盟建立过程中美国的反应及其应对,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直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美国一直致力于阻止中苏过于接近以防止新中国成为苏联扩张的工具,但是美国军方与援华集团则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仇视和偏见。随着中苏同盟的建立和1950年上半年中苏同盟关系的顺利发展,美国决策层内再次掀起了对中美关系的争论,争论的最终结果是争论双方达成一致并形成在中国大陆周边构建战略防御圈的对策。文章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上在中关关系史和冷战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华政策的演变与之紧密相关,美国国内决策层对华政策的争论也与之有关,因此很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意识形态视角下的美国对华政策

作为一种系统的认识论或道德信念模式,意识形态在各国的外交政策中事实上起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美国虽然号称最讲究“实用主义”,但它的对外政策同样也一直深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明显地反映在它的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依然是美国决定其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国内背景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国内背景时殷弘近年来，在美国国内存在着影响美国行政当局对华政策的两股基本的势力。其中一股，以同中国政府交往较多并在７０和８０年代对中国较为友好的前国务活动家、外交思想家和战略家为突出代表，同时大抵包括一部分从事美国对外政策设计的专业...

美国对华政策与李宗仁的代总统

1949年初,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三大战役使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损失殆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值此“危急”时刻,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在我国史学界长期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即:从1948年下半年起,美国政府认识到蒋介石的垮台已不可避免,因而不得不改变手段,妄图以中途换马的办法,来挽救危局,李宗仁的上台正是“换马”政策的结果。这无疑向人民表明,蒋介石的下野和李宗仁的上台与美国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甚或象许多著作所言,是美国的一手“策划”和“导演”。然而,考察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我们发现“换马”之说是难以成立的。本文就此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从纵日侵华,到助蒋抗日,到扶蒋反共,经历了从犹豫到决断,从含糊到明确,曲折的渐进的过程,表现了异乎寻常的政策多变性。但是,这些政策无论怎样变化,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即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出发,有利于美围统治者的国家利益。实足地反映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立场。

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对华政策

美国传教士于19世纪初来到中国,他们追随外国侵略者的步伐,开始了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历程。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既服务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又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而变化;他们既为美国夺取在华特权推波助澜,又是美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一支特种部队。所以,美国传教士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互相配合的。

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美国的对华政策存在着通过谈判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在美苏冷战的两极世界格局下，美国为了加强其在全球遏制苏联的力量，在中苏之间实施"楔子战略"，决定改变对华政策，即由二战后的"介入政策"转为"脱身政策"，脱身国民党政权，撒手台湾，承认新中国。利用间接的政治经济手段来削弱中国革命的影响，从而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实施这一政策的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比南斯拉夫更少受惠于苏联，鉴于苏南的分裂，中国也可能出现南斯拉夫的情况；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台湾的陷落，对美国的利益影响并不大；只要争取中国在亚洲本行一种独立于苏联的政策，美国就可以通过实行太平洋海岛防御战略来保护其亚洲利益，在欧洲全力以赴对付苏联。不幸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美国的上述观念，认为苏联已开始在全球扩张共产主义，在目前情况下，中苏的分裂已失去现实基础，由此，台湾也就不能被中共控制，美国对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往往由于偶然的事件，影响了历史在某一时期的走向。

美国对华政策的地缘政治思考模式与日本的外交选择

中美之间的对抗可能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最令人关注的焦点。在这场正在发生并可能长期持续的对抗中,作为中国邻国和美国盟国的日本将如何选择,同样值得关注。从美国对华政策及日本的外交选择角度,分析中美日三国关系,探讨其中所反映出的大国关系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源是其海洋国家思考模式,它决定了美国必然结成联盟遏制大陆国家中国的崛起,并在海洋权益和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国进行牵制。在中美对抗的背景下,日本在安全方面与美国强化同盟关系,同时也试图维护日本在中国市场的经济利益,从而使其对华政策具有自主性特点。

大变局下美国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化”及其影响

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化”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国对中国在“东升西降”“南升北降”中发挥的关键性、建设性变量作用的错误认知与行动反应。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意识形态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再次凸显。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化”趋势,且这种趋势在拜登上台后持续走强。美国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化”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整体对华认知“负面化”;推动经贸议题“安全化”;炒作涉疆问题,持续对华发起“人权”攻势;重拾“自由民主”旗号,深度干涉香港事务;夸大台湾地区“民主成就”,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加强内部宣传,大肆散布“反共”意识形态;加紧外部勾连,构建“反共遏华”国际阵营。美国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化”是中美在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根本差异在两国综合实力对比发生重要变化时,美国进行强化和凸显的结果。这将严重侵害中国的发展利益并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领土主权完整,其恶劣影响是深远的。中国要以战略定力、战略智慧和战略自信推动中美关系“去意识形态化”,校正中美关系发展的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