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战略变迁、战略逻辑与战略影响

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的趋势已成为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重要特征,其间美国历届政府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定位呈现不断增强的态势,基于亚太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提升,美国不断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意在维持和巩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单极霸权,其所形成的战略构架主要体现在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已常态化,军事威慑力显著增强;不断加大在亚太地区经贸合作中的介入和影响,推进在经贸领域的战略渗透;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加快表现的战略焦虑和为防止“美国衰落”及为巩固其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对华关系从确定“接触”和“建设性关系”演进到“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对华遏制的成分不断凸显,由此中国不断增大的发展成就和国际影响力成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驱动因素中最重要的变量。时至今日,强化联盟体系、实施战略围堵、注重规则制衡、聚焦高新科技竞争与封堵已成为美国对华遏制和防范的新动向。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通过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推进价值观外交成为美国构筑联合制华阵营的重要策略。同时,中美作为世界重要大国,面临人类共同的危机和挑战,基于两国间共同的利益交汇点,在共存环境下双方也存在寻求合作而非对抗的趋向和空间。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发展的走向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

从军售看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布局特征

为了探究美国战略东移的整体布局,笔者以美国对外军售为衡量指标进行了分析。根据数据分析发现,首先,美国的战略布局重视传统盟友。美国对韩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这几个国家非常重视。其中,越临近中国,其军售变化趋势越明显,如韩国、菲律宾;而距离中国较远的美国盟友如日本和新加坡,美国对其军售的数值变化不太明显。其次,尽管美国重视有影响力的大国,但是对这些国家信任度较低。例如,美国近年分别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签订了较大数额的军售协议,但是军售运交额并没有出现相应的较大幅度增长,可见美国虽然希望倚重这些国家,但近期还会处于试探阶段,并不会将之视为盟友。最后,对于中国周边国家,美国则没有出现重大战略变化。如对越南和缅甸,美国直至2009年都没有与之进行军售。而且美国对泰国的军售呈下降趋势。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世界经济重心回归亚洲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的综合国力一直处在世界前列,但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亚洲文明古国逐渐落后,到19世纪中叶,中国、印度的GDP虽然仍大于英、法等国,但已无力抵御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经济走上复兴之路。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与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量已超过大西洋两岸的贸易量,这促使美国战略重心逐渐东移。历史经验教训表明,综合国力强弱乃是大国兴衰并影响其所在地区实力和地位的基础。迄今世界权力和利益重心仍在西方,亚洲实现伟大复兴仍然任重道远。

从“欧洲优先”到“美国优先”: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美欧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知和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是大西洋联盟赖以建立并保持稳定的重要基础,而美国作为盟主,其全球战略重心的定位与转移则是影响联盟稳定及美欧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冷战期间美欧有着共同的威胁认知和一致的安全利益,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亦奉行"欧洲优先"战略,由此确保了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的稳定。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自21世纪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从欧洲向中东、亚太地区转移,这给原本以维护欧洲安全为主要使命的大西洋联盟造成强烈冲击。特朗普执政后进一步收缩全球战略,加速推进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战略重心东移,导致美欧安全利益分离加大以及双方对华政策协调难度增大。"美国优先"主导下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大西洋联盟具有离心力和稀释作用,促使其日趋松散化,甚至有滑向某种松散的交易联盟的风险。未来大西洋联盟或仍将持续,但由于存在内部缺陷及其他制约因素,其在蜕变中走向衰落的长期趋势将难以避免。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与中国维护海上安全对策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21世纪初美国全球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旨在收缩战线,集中资源,以控制亚太为杠杆,维护美国霸权。它对中国海上战略环境、国家主权、地缘形势和海军发展都带来深刻影响。有鉴于此,必须科学谋划维护海上安全的战略指导,建设强大海军,坚决维护核心利益,妥善管控海上军事危机,积极稳妥开展海上安全合作,为维护中国海上安全提供可靠保障。

世界经济重心回归亚洲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

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回归亚洲,亚洲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美国战略重心正在东移;欧洲国家更加重视与亚洲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历史经验教训表明,综合国力强弱乃是大国兴衰并影响其所在地区实力和地位的基础。迄今世界权力和利益重心仍在西方,亚洲成为世界经济重心,实现亚洲伟大复兴任重道远。

理性看待美国战略重心东移

当前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涵盖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层面的全方位转移,将对美欧亚三边地缘关系的结构重组和形态重塑产生深刻影响。这一举措是奥巴马政府在内外交困背景下主动调整对外战略的结果,体现的是"战略守势"与"战略攻势"的辩证统一。尽管其实施前景因多种因素的制约尚难确定,但其"中国指向"要求我们必须在周边外交和对美关系上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积极应对。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及其空间政治学解读

空间政治学认为,空间不是简单意味的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重构过程。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长期在欧洲,其实质是称霸世界,控制全球战略空间"。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其动因和目的之一,就是遏制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挤压这些国家的战略空间,对此中国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对国际政治格局的重组和中国的安全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与挑战。在受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影响的国家中,中国首当其冲。

如何看待美国的战略调整?

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是在复杂的背景下出台的新战略,它标志着历时十年的反恐战争的结束,它也是在财政压力下采取的"瘦身"行动,制衡中国、对中国的防范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的战略调整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扩张。为此,美国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向亚太地区增调部队,加强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强化与盟国的关系;在经济上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试图为地区一体化制定规范;鼓励别的新兴经济体与中国竞争;努力推广美国的价值观。但这一新战略的制约性因素不少,美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既不要把它看成不得了,也不要看成无所谓;要重视和关注,不允许美国的新战略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同时坚持和平发展的政策不动摇。

美国主导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与中国的对策

军事和经济是美国国家战略重心东移的两个支柱。相对军事东移比较容易的条件和明显的奏效程度,经济东移要遇到更多的困难。面对经济实力相对式微、与亚太各国的貌合神离以及中国崛起后与本地区经济联系加强与深化的局面,美国在贯彻这一国家战略时不得不采取新的策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美国意图运用"巧实力"掌控亚太地区经贸规则制定、建立其主导下的"国际机制",一方面取得最大限度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以此将中国的发展导入其"合意"的轨道。中国应对的方针应当是,进一步加强与本地区国家的经贸联系,用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方法巩固经济利益,防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化挑战为机遇。

奥巴马新政府的东亚战略及其对朝核问题的影响

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调整和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使得奥巴马新政府的东亚战略将具有很强的求稳要求：在以美日同盟为亚洲战略之锚的前提下。努力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美国东亚战略的求稳倾向可能助长朝鲜的求变心理，美朝关系将进入朝进美退的轨道，而美国内的社会生态又不可能给奥巴马太多的退路。朝核问题的未来走向值得高度关注。

“亚太——中东”联动对奥巴马政府战略重心东移的制约

本文旨在探讨亚太和中东两大地缘板块日益增强的联动性,如何制约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战略重心东移。奥巴马政府实施全球战略收缩,将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到亚太,取得一定成效,但也遭遇巨大阻力,形成所谓"战略重心东移之困"。本文侧重于借助系统科学和复杂科学理论,从国际关系的体系层次,剖析全球地缘战略环境的变化对美国战略调整的制约作用。本文认为,亚太和中东联动性的增强,是制约奥巴马政府战略重心东移的结构性原因。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亚太和中东两个地缘板块的联动日益紧密,形成一个范围更大、形势更复杂、互动更频密、非线性结果更加突出的"亚太—中东"跨地缘板块。"亚太—中东"联动机制描述在该系统内一些相互影响、共同变动的国际关系现象。奥巴马政府的战略重心东移必然受以上联动机制的制约,影响其从战略设计到实施,再到结果预期的全过程。相应分为三种制约模式:一是整体战略环境的变化对美国战略设计的制约;二是复杂的战略互动对美国战略实施的制约;三是内非线性的系统效应对美国战略目标预期的制约。

美国亚太战略演变探微

自19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中国皇后号"进入远东以来,亚太便是美国全球战略从未忽略的地方。特别是奥巴马上台后,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美国亚太战略的关注和研究。文章对美国亚太战略的历史进程与演变进行了梳理,并以空间政治学为视角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新选择进行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