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及其对2024年大选的影响

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美国政党政治开启并持续经历着复杂的结构转型。虽然这一转型目前尚未完成,但已在两党政治、共和党及民主党内政治三重结构性维度取得不同程度进展并渐趋清晰地预示着未来方向,为我们观察2024年美国大选提供了分析框架。就两党政治结构而言,传统极化视角已无法勾勒其全貌,极化、钙化与部落化“三化”叠加成为理解这一转型的关键。就共和党内政治结构而言,“让美国再次伟大”从理念到派系的重塑效应推动该党基本完成了从“里根共和党”到“特朗普共和党”的转型。就民主党内政治结构而言,进步派、温和派与中右派的博弈成为近年来该党转型面临的主要障碍,而随着拜登退选和哈里斯崛起,进步派及其理念将可能引领民主党的转型方向。上述结构转型逻辑驱动2024年美国大选在政党胜选联盟构建、选举议题塑造及政治力量重组等方面表现出新特点。以此为背景,美国对华政策也将在安全、经济和社会人文等领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如何进一步落实“旧金山愿景”将是2024年美国大选后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所在。

美国政治生态中的第三党困境叙论——以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为考察中心

在当今美国政治生态中,第三党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三:缺乏契合时代的广泛认可,仅在特殊时期有"高光"表现;候选人虽从政经历丰富,却无法充分展现;竞选勇气可嘉,但无胜算。缺乏竞选资金,政治主张缺少普遍认同,组织基础薄弱等,是造成这种困境的内在原因;选举中的制度障碍、大众传媒的深度介入,民众的参选心理等,则为外在原因。这严重阻碍了美国第三党发展,使其举步维艰,甚至难以图存,而破解路径却似难以寻觅。

2024年美国大选及其对美内政外交的影响

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赢得了压倒性胜利,聚焦国内经济和非法移民等接地气的热点话题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而民主党人则输在了高高在上、忽略选民切身感受的问题上。特朗普将会带着宏大的改革计划开始其第二任期,从其表态来看,特朗普在国内政治议题上将围绕打击“深层政府”、提升总统权限、推动社会政策明显右转和报复对手等几个方面展开工作。在特朗普就职后的“政治蜜月期”中,美国宪政体制将面临考验,两党斗争会更为激烈,政治暴力倾向将会加剧。在美国经济领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议程有五大支柱,即削减规章、减税、确保公平贸易协定、开发可靠且丰富的低成本能源和倡导创新,其本质是以“美国优先”为目标,倡导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主张。受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约束和国际环境制约,特朗普的经济议程能否顺利实施尚难定论。预计减税、促进公平贸易和管控移民等将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重点推进的经济政策,阻力较小的能源和创新等政策可能会优先实施,而削减规章的落实则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在社会文化领域,共和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的胜利折射出美国选民基础的显著变化。特朗普在拉美裔和年轻选民群体中支持率上升,这反映了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内部的次级分化和社会上性别对立问题的加剧,意味着保守主义的复兴及其对两党选民基本盘带来了冲击。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在第二任内将坚定推行保守的社会政策,回归传统的文化路线。然而,受制于复杂的政治环境,其政策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虽有机会有效遏止“觉醒文化”的蔓延,但也可能因实施不当而导致共和党在下一个选举周期中遭到选民背弃。在外交领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将领导一支对其更加忠诚的外交安全团队,大力推行“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以大国竞争为基调,以重建美国的军事和同盟关系及推广美国价值观为支柱,以维护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及全球领导地位为目标。在地区层面,“美国优先”外交政策旨在调动美国的国家意愿和能力,在印太、欧洲和中东等战略重点地区推行大国竞争,防止这些地区出现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化。在中美关系领域,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姿态将更为激进,更具不确定性,更难以预期。基于特朗普个人的施政偏好,未来四年美国的对华政策将聚焦经贸问题、台湾问题、科技竞争与人文交流。在风险和挑战交织的环境中,中美的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收窄,两国或将遭遇更多突发事件,世界面临被分割为两个平行体系的风险。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的执政风格与政策偏好也可能为中国应对中美关系提供潜在的战略机遇。

新媒介下政治选举候选人的媒介使用分析——以美国2008年及2012年总统大选为例

一、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媒介选择及效果 2008年大选中，奥巴马在竞选初期就设立了自己的官方网站，用户注册后不仅能够在自己账户的博客上发表有关竞选的经历和体验，还可以通过邮政编码的搜索得知附近奥巴马支持者的动态，甚至还能自己组建团体来支持竞选活动。网络发挥的作用不仅限于个人形象的树立和政治理念的传播，更重要也是更为实际的是它是候选人募集资金的不二之选。

社会文化因素对美国选举政治制度的影响——以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为例

2012年11月7日,贝拉克.奥巴马获得了选举人团中332张选举人票,成功赢得了美国总统连任。在历届美国总统大选中,选民的支持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成功当选,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作为影响民意的美国社会文化因素,如经济因素、文化精神、民族个性、社会价值观、大众传媒等多元要素,对美国选举人团制度和选举政治及主流民意,具有重要的构建作用和导向性影响。因此,美国政治的存在方式和选举政治的形成特点,与美利坚文化中包容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实质有很大关联,并折射出多元开放的社会思维方式和民主化特点。

“特朗普冲击”与2016年美国大选:基于民调的回溯性分析

以反建制言论迅速崛起并取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政治"素人"特朗普,出乎意料地以较大优势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被称为对美国乃至世界的"特朗普冲击"。主流学界在震惊之余展开的许多反思性研究跳过了技术分析环节,而直接上升到了对民粹主义、美国选举—政治制度乃至世界秩序的讨论。本文致力于通过对大选结果及伴随其过程的民调数据的系统性回溯分析填补这一技术空白,为相关研究夯实基础。研究发现,备受打击的大选民调并没有严重失焦,民调出错的地方集中在"铁锈带"的密歇根、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3个州。特朗普的胜利是在美国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下凭借3个州分别不及百分之一的微弱优势造就的。在对多种解释"特朗普冲击"的归因进行合并后,本文集中考察了4种主要的竞争性解释,即"铁锈带"蓝领工人的关键作用、白人选民的关键作用、选举资格政策突变以及时任联邦调查局长选前一周重启希拉里"邮件门"调查的影响,发现四种解释均能得到数据支持,且相互间并非简单互斥关系,大选结果更可能是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朗普胜选的原因虽然深刻,但未必必然。

试论美国华人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的政治表现

在备受关注的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中,华人作为美国一个有影响力的少数族裔在其中的政治表现得到了大众的关注和关心。本文试着从华人政治参与活动及其特征、政治参与出现的新趋势及其原因和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三个方面对华人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的政治表现进行探讨和分析。

析2008年美国大选的政治生态及其影响

2008年美国大选在即，经济问题仍将是选民的首要关注点。美国的政治版图和力量格局正在经历新的调整，党派政治分裂的局面难以改观。这种政治生态中的两极化与选民期待的“超越党争”的大选气氛相互交织，将会对美国政府的未来政策以及美国对外关系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社交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研究——以2012年美国大选的社交媒体战略为例

从政治传播视野来看，美国大选历来也是不同传播形式的博弈。如果2008年是“脸谱网之选”①，社交媒体初露政治传播的锋芒；2012年则是“推特选举”，社交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成为公共空间的“虚拟选区”，并直接影响着真实社会中的选举结果。

2020年大选及其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2020年大选对美国内政外交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来看,本次大选是对特朗普的全民公决。民主党虽然赢得了总统职位,但共和党也基本保住了参议院和州长的多数席位,并在众议院缩小了差距。从大选结果来看,没有哪个党派获得了明显优势。大选虽然基本结束,但民粹主义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美国国内的价值对抗和社会分裂仍会持续,两党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博弈可能会更激烈。可以预计,即将执政的拜登政府将比较弱势,民主党的执政地位也不稳定,而“特朗普主义”仍将以各种方式对美国政治的运行发挥影响。从经济角度看,拜登政府的国内经济政策主张可概括为“三多”,即税收多、支出多和监管多;其国际经济政策主张可概括为“四重”,即重公平、重规则、重多边、重安全。总体来看,拜登的经济政策主张以经济民族主义为底色、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特色,国家干预的成分较浓厚,其政策主张建立在民主党强调平等、公正、大政府和国际合作的理念基础之上,也是民主党更关注人权、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等政策理念的反映。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合作有限的战略竞争对手,强调公平贸易,对中国仍然较为强硬。预计短期内不会取消“301”关税,中美两国的新一轮经贸谈判会适时开启;美中产业链转移和“脱钩”进程仍将继续,但速度会放缓;中美科技竞争将进一步升级,但会增加合作领域,竞争和冲突的可控性将得到提高;美国对华金融制裁会进入新阶段。在社会文化领域,2020年美国大选的结果表明,美国社会不仅向高度政治化的方向发展,而且选民群体在种族、意识形态、阶层、职业、地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等多个维度都处于高度撕裂之中。支持还是反对特朗普是影响本次大选的最重要因素,即使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且经济衰退严重,特朗普的支持者仍然人数众多并且立场坚定。拜登政府将面临社会多重撕裂持续恶化的现实挑战,这将使拜登政府试图在移民、医疗保险、同性恋、堕胎等敏感议题上的政策回归变得更为困难。在美国外交方面,拜登政府对外战略的目标仍然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在本质上依然是追求“美国优先”。受民主党政治传统的限制,拜登政府在战略手段上将更多采用“间接路线”,奉行多边与综合的外交政策。在未来四年,拜登政府一方面会部分地继承特朗普政府的外交遗产;另一方面,也将按照自身的设想努力重塑美国的内外战略。拜登政府可能以“参与+遏制”这一“非特朗普方式”追求实现政策目标。此前的“接触”与“参与”的区别在于,前者期望从外部改造,后者谋求内部影响,注重在保持适度合作的基础上,从内部塑造对手的发展走向,从外部制约对手的发展空间。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战略竞争依旧是未来中美两国互动的基调,一场美国大选难以改变美国对中国强硬施压的总体趋势。拜登政府大概率会继承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遗产,但由于战略重点、执政理念和行为方式的不同,拜登政府执政后可能会调整对外策略,这将使正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的中美关系暂时得以缓和,并给两国关系的改善带来机会。两国应以负责任的态度加强对话与沟通,增进相互理解,争取重启中美关系。

美国2000年大选的冷思考

美国 2 0 0 0年大选因计票混乱导致总统难产 ,两党候选人展开司法大战 ,招致全世界嘲笑 ,最终经由联邦法院裁决 ,小布什进入白宫。客观地反思这次大选 ,很难说法院干预选举体现了司法公正 ,美国人也未必会因这次大选出了乱子而废除选举人制度。但是 。

2020年大选与美国民主党的转型

自“新政”以来,民主党始终尝试通过在蓝领中下层与非洲裔等不同群体利益之间谋取平衡与聚合来构建多数选民联盟,从而实现选举胜利,但其联盟的稳固性却持续遭遇挑战。在2020年大选中,民主党正副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与卡马拉·哈里斯的组合旨在分别回应相应群体,从而延续了民主党的传统逻辑。必须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驱动下,人口结构在族裔和阶层意义上的迅速变化增加了民主党平衡各群体利益的难度,民主党选民群体自身在族裔、受教育程度以及阶层意义上的内在变动也加深了其内部不同派别在政治立场与政策议程上的分歧,而奥巴马政府以来民主党呈现出的代际更新停滞也不容小觑,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民主党转型中所要面对的挑战与困境。面对问题,特别是面对着共和党在“身份政治”维度上标榜“白人至上”的所谓“特朗普化”转向,民主党很难推进完全以阶层与经济平权政策为主导的所谓“桑德斯化”,而是极可能相应地转向代表少数族裔群体利益的“身份政治”议程,加剧政党极化政治的“部落化”甚至是民主党政治精英自身的“非白人化”,进而深刻改变着美国政治的面貌与前景。

2020年大选以来美国共和党发展态势

2020年大选后,特朗普个人及其代表的理念对共和党仍然保持很强的影响力。在政策议题上,特朗普时期加速保守化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生命权”上作出的判决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共和党的选举空间。在政府运作上,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力量在国会众议院导致议长“难产”的政治危机。在政治生态上,共和党继续呈现加速“特朗普化”的发展态势。随着特朗普表态竞选下届总统,其对共和党政治生态的影响更为凸显。无论2024年大选结果如何,2028年之后的共和党政治态势或将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悖论:昂贵的民主 2000美国大选中的政治献金透视

美国人似乎对2000年中发生的政治献金且闻无动于衷,对“神圣的”民主制度遭到金钱玷污也无关痛痒。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的民主已经被来自“特殊利益”的金钱所操纵——政治家把灵魂和选票出卖给出价最高者。

试析2000年美国大选

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正处于颠峰状态, 但同时其经济在持续增长近10 年后似乎也隐含着新的问题。在目前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下,美国霸权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不太平的重要因素。

选情与疫情叠加下的美国政治:认同分裂、政党重组与治理困境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在选情与疫情叠加的特殊背景下开展。在美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爆发这一大选年黑天鹅事件的短期巨大冲击下,疫情危机、经济就业和族群矛盾成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三大热点议题,关键摇摆州的民意走向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在疫情造成的短期冲击之外,影响美国政治中长期演化的深层变量为政治极化背景下的新一轮政党重组趋势:东北部“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疏离,南方部分“阳光地带”年轻选民群体对共和党忠诚度的下降。“身份—认同”将逐步取代“经济—阶层”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因素,并加深美国的社会裂痕、党派斗争与政治极化,使其国内治理效率进一步下降,甚至引发政治民主的退化。

2016年大选与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

2016年大选是一场以民怨情绪高涨、"反建制派"倾向凸显,以及社交媒体广泛介入为特定趋势的开放式选举。唐纳德·特朗普及共和党人由于有效地迎合了本次选举的总体趋势而大获全胜;希拉里·克林顿及民主党人则因失去了美国蓝领中下层群体的支持而黯然落败。当选后的特朗普将面临兑现民意诉求的极大挑战,府会关系与决策核心圈生态将塑造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走向。2016年大选开启了美国两党政治的新一轮重组进程,并将刺激争取阶层与族裔权益的社会运动的涌现。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将步入充满不确定性的自我调整时期。

议程设置在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的作用

麦库姆斯和肖在1968年美国总统竞选中,通过抽样调查和对媒体报道的政治内容的分析发现,在选民对当前重要问题的判断和对于大众媒体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关系。大众媒体对一个问题作为大事报道得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①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媒体多角度对奥巴马和罗姆尼进行报道。而候选人及其团队也审时度势,运用多种传播方式进行宣传造势。在本次大选中，议程设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宣传执政理念。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犹太出走”悖论

犹太裔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种影响力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犹太裔选民向来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竭力拉拢的对象,在2020年大选中也不例外。为争取犹太裔的选票,特朗普任内曾多次在中东问题上选择偏袒以色列。但计票结果显示,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并未出现中间派或左派犹太裔选民明显转向支持共和党的情况,即没有出现所谓的"犹太出走"现象。除了犹太裔选民一贯支持民主党的政党偏好和普遍持自由主义立场外,犹太裔选举悖论的出现是美国犹太社团日渐疏远母国、新冠疫情蔓延、反犹主义抬头三项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美国政党政治袪魅与镜鉴:基于民主政治实效的分析

长期以来,美国自诩民主灯塔,不遗余力向别国推销自己的民主政治制度。然而,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好不好,关键要看实效。美国以两党制为基础的政治竞争曾经较好地体现了权力相互制衡的民主理念。然而,随着美国两党意识形态化程度日益加深,政党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其波及人群已经从两党精英蔓延至社会公众,两党选民呈现明显的认知极化、投票模式更具强党派性。美国政党政治极化加剧政治社会撕裂,自由民主日趋衰朽。其根源在于美国体制的固有弊端:精英政治有悖民主实质,金钱政治掩盖政治平等,否决政治阻碍有效治理,短视政治损害民生福祉。美国政党政治乱象给正在探索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国家和人民提供了镜鉴:警惕政党轮替幻觉,避开一人一票的民主陷阱;民主需要负责任的政党和政治家,谋一己之私将败坏民主的根基;民主需要妥协与和解、协商与合作,暴力冲突将导致民主失序;民主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装饰品,要能够帮助人民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