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犯罪电影的反面人物形象塑造

在犯罪电影中,反面人物与代表道德准则、法律规范的正面人物之间发生极具张力的正面交锋,最终促成观众的反思。美国因其在电影政策、制度乃至社会环境的优势而拍摄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犯罪电影,也留下了一群令观众印象深刻,甚至能和观众产生某种共鸣的反面人物。对这些人物的塑造方式,乃至其背后承载的立意进行研究,是有一定必要的。文章从脸谱式反面人物、融合式反面人物、转化式反面人物三方面,分析美国犯罪电影的反面人物形象塑造。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犯罪走势述评

以20世纪60年代中期、80年代初、90年代初、21世纪初为节点,美国的犯罪趋势大致是:犯罪数和犯罪率双激增、犯罪数高位波动而犯罪率波动下降、犯罪率和犯罪数双下降、犯罪数犯罪率低位波动。对此,美国学界、警界先后提出了许多原因说,但又大都遭到质疑或不能全面解释美国犯罪趋势变化过程。实际上,在增加历史纵深和国际比较的情况下对那些原因说进行分析、筛查,则会发现其中一些原因说还是颇有见地的,并基本可以确信导致美国犯罪趋势发生上述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国青少年比重由增加转为下降、刑事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趋于强硬,以及该国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中出现了相应变化。

浅论美国犯罪防控体系的实践与启示

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发达国家,其社会秩序经历过混乱,然后回归良好的转变。这种转变过程得益于美国在预防和控制犯罪方面的成功实践。在综合性预防策略和预防社会秩序失调策略的指引下,美国既重视普通犯罪的预防,也重视社会秩序混乱的预防,强调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在犯罪预防中的协作,并大力开展社区警务工作。有鉴于此,我国在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需要加强立法、社区警务建设和学校犯罪预防教育工作。

法学和犯罪学在美国的不了情

在中国,法学和犯罪学似乎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在美国,尽管犯罪学和法学在历史上有过眉目传情的时期,犯罪学却始终没有成为法学的一部分,而根植于行为科学,先成为社会学的一部分,而后独树一帜。本文从美国的法律制度入手,论述为什么犯罪学没有成为法学的一部分,进而讨论美国犯罪学的发展史:从安身立命于社会学,到急速发展,到独立门户的过程。最后本文预测,犯罪学在新世纪里会继续沿着已形成的传统,从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和其他自然学科汲取理论养分,但将保持独立,形成一门研究犯罪问题的交叉学科。

美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法治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美国惩治有组织犯罪法治实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所提供的经验和启示是多方面的。就完善我国立法和改进司法而言,以下三方面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提升立法观念,确立广义的有组织犯罪概念,是构筑反有组织犯罪法律体系的基石;提升对有组织犯罪特殊危害和演变规律的认识,是完善立法、推进司法的重要保障;有对称性地严密法网、严厉制裁,是惩治有组织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导向。

由犯罪电影看当代美国视觉审美文化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电影作为时代和科技相结合下的产物,其视觉审美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由于视觉文化的发展,电影的受众群体日益扩大,电影在审美取向上必然会面临各种新的选择。当前,大众审美水平不断提升,为了满足观众日益提高的审美需求,电影无论是在叙事上,还是在视觉效果上,都需要有所创新。本文以美国犯罪电影为切入点,从大众化、奇观化、暴力化三个方面,来分析当下时代电影艺术的视觉审美文化。

美国仇恨犯罪论纲

仇恨犯罪是指全部或部分因对他人的种族、宗教、残疾、性倾向有强烈歧视而推动的侵害人身、财产、社会的刑事恶行。剖析美国仇恨犯罪能够为我国犯罪学去粗求精、提高理论敏感性、有针对性地攻克理论难关提供思路。仇恨犯罪人在确证自己所信奉的文化观念后采取非法手段,实现自己创造的象征性价值。野蛮的宣泄歧视情绪的亚文化能够在潜在的犯罪人群中得到认同,这是仇恨犯罪形成的重要原因。

欧美国家犯罪被害调查概论

犯罪被害调查是欧美国家普遍采用的评估、分析犯罪状况的重要方法。本文对美国、英国、联合国和欧盟的犯罪被害调查的基本方法、问卷主要内容和调查结果进行介绍,以期对我国完善类似被害调查提供参考。

美国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

在美国 ,毒品问题已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 ,美国社会中的暴力犯罪绝大多数与毒品买卖和滥用毒品有关 ,美国社会因毒品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 ,毒品交易每年达 760亿美元。美国警察侦查毒品的主要措施有 :现场拘捕、监视、设计买卖毒品的警察圈套 (控制不交付 )、毒品搜查等 ;以及毒品案件侦查的辅助手段、侦查毒品加工厂时警察面临的危险和注意事项、缉毒的合作机构 。

西方国家打击经济犯罪的对策和经验——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例

西方国家经济犯罪都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并形成了针对性较强的经验与对策,本论文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例对其经济犯罪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梳理,并对其侦查经验与对策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以期抛砖引玉。

中美网络犯罪立法比较及给我国的借鉴

中美两国网络犯罪立法各有特点,也在趋同化发展,二者立法历程、立法体系和大部分犯罪的罪状规定相似,反映了网络犯罪立法的国际发展趋势。美国网络犯罪立法较早突破了延伸适用传统犯罪立法的观念限制,设立了侵入计算机、破坏计算机、非法提供设备、身份盗窃、计算机相关诈骗、侵犯通信等独立的网络犯罪,所设立的犯罪大多属于行为犯、积量犯,其立法及其司法实践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具有借鉴价值。我国网络犯罪立法的新近发展是信息发达国家网络犯罪立法发展的必经阶段,标志着进入了网络犯罪立法新进程。未来我国网络犯罪立法的发展不应受限于延伸适用传统犯罪立法的教义学理论框架,应当顺应社会信息化发展趋势,实事求是地设立必要的新网络犯罪,并与传统犯罪立法的合理扩张解释适用相互协调,对网络犯罪进行全面规制。

美国城市犯罪控制模式的变革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民权运动、反战、政府危机等原因,美国社会陷入了剧烈动荡之中。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尤其是城市中的犯罪状况持续恶化,社会安全陷入危机。在此背景下,美国学术及司法执法界提出了"破窗理论"、"环境犯罪学"等具有创新意义的犯罪控制理论与方法。这些新的理论与方法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警务模式的改革和城市犯罪控制模式的调整,从而成功地抑制了城市犯罪。但与此同时,近年来美国枪支与毒品犯罪有抬头趋势,给美国的城市犯罪控制带来了新的挑战。联邦及地方政府能否有效应对,将对未来美国的城市犯罪控制的效果产生决定性影响。

美国公务贿赂犯罪最新发展趋势之研究——以美国联邦贿赂法为中心

美国联邦贿赂法规定的公务员贿赂犯罪包括贿赂罪与不法馈赠罪,两种犯罪之间是并列关系还是包含关系,联邦法院的判例对此还存在争议。在构成要件上,两罪都包括公务员、公务行为、犯罪意图和有价物,但在具体认定标准上存在差异。在刑罚种类上,两罪包括拘禁刑、罚金刑、褫夺公权和没收犯罪所得利益,只是在具体适用上轻重有所不同。上述联邦贿赂法对贿赂罪和不法馈赠罪的罪、责、刑的完整规定,反映了当前美国加大反贪污贿赂犯罪力度的必然趋势,也符合目前世界的主要潮流。

美国的版权犯罪刑罚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兼论人工智能时代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

新一轮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开展已经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新技术带来的挑战,这需要不断从域外和司法实践中寻找经验,为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从域外看,美国的联邦犯罪刑罚制度主要由《美国法典》中的版权法刑事责任条款和《联邦量刑指南》的规定组成,前者对量刑基本制度、刑罚种类、涉案财产处置及被害人赔偿制度等进行原则性规定,后者则通过量刑的具体操作、脱离因素的判断等负责量刑的具体落实。美国的这套量刑规则体系明确而规范,体现了一定的科学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启发。思考现阶段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应当继续坚持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建立一套独立的量刑规则体系,但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要谨慎。未来随着智慧法院的建设,在量刑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必然会实现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功利目的,但由此而来的量刑公平问题更值得深思。

美国有组织犯罪的概念演变及借鉴启示

美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理论与实践,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在观念上已趋至理性,法治运行效果显著。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停留于对相关立法规范的分析比较层面。本文通过研究表明:美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法治发展,从形式与立法上看,体现为其有组织犯罪的概念构建从狭义演变为广义;从机制及本质上说,历经法治实践中的曲折和认识观念上的反思,社会主流对有组织犯罪的演变规律、现实特征和特殊危害的认识到位是其关键原因和实质内容。上述要领,对于我国打击正处于活跃期的有组织犯罪,在观念反思和对策构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从交易禁止到利益冲突:美国贿赂犯罪立法体系的建设路径

在传统的交易型贿赂犯罪的立法体系之外,构建以维护行政伦理道德为立法基础的利益冲突型贿赂犯罪立法子系统,是美国贿赂犯罪立法体系的鲜明特色。美国利益冲突型贿赂犯罪立法肇因于前置化规制公权滥用行为的需要,其犯罪化根据的实质在于,防范因公职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其职务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而造成的公共利益受到的侵害或者信赖危险。美国法典根据不同权力类型的属性不同,设定了差异化的行为模式与动因条件,设定了四种典型的行为模式。利益冲突罪的立法具有独特的抑止腐败作用,促进了刑法功能的转变,是将积极治理主义理念引入反腐立法体系的标志。探究美国利益冲突罪立法体系的特点,将对我国贿赂犯罪"二元双层式"立法模式的改造具有借鉴价值。

美国信息披露型证券犯罪的构成要素与抗辩事由——以联邦法院系统的判例为视角

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判例极大地丰富了研究信息披露型证券犯罪的构成要素与抗辩事由的广度与深度。概括认识证券欺诈行为偏离从业制度的规范性要求即属于犯罪故意。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或隐瞒的信息只有在达到重要性标准时才构成证券犯罪。证券投资者即使未依靠误导性陈述进行投资决策,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或隐瞒信息仍属于证券欺诈。信息披露型证券犯罪常见的辩护事由包括犯罪故意抗辩、相关性抗辩、重要性抗辩等。

美国资本市场犯罪的刑法规制

资本市场犯罪是促生与催化市场欺诈、金融危机与市场崩溃的诱因,通过刑事立法与司法有效地规制资本市场犯罪,是发挥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功能的重要制度安排。美国资本市场的刑法保护,涉及内幕交易犯罪、市场操纵犯罪、虚假陈述犯罪的规定,通过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规定,逐步建构起相对完备的立法体系,美国资本市场犯罪立法体系在规制原则、行为模式、犯罪成立要件等方面所确立或者建构的原则与机制,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美国利益冲突罪立法体系的发展逻辑及其启示

美国贿赂犯罪罪名体系历经15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三驾马车"结构。利益冲突罪肇始于19世纪中叶,经历三次变革与转型,于20世纪中叶成为美国现代贿赂犯罪立法体系的重心。利益冲突罪以公职义务违反作为犯罪化根据,旨在消除公职人员因公私利益悖论而引发的公共利益风险。该罪的设立及其体系化,突破了传统贿赂犯罪的"权—利"关系结构,调整了"结果本位主义"立场,在传统结构模式之外,创造性地建构起"权—职—利"的新型结构关系。通过明晰职责义务在"滥权"与"谋利"之间的衔接关系,实现了立法重点由交易禁止向利益冲突的转型。当下,我国治理贿赂行为立法体系存在定位单一、立场守旧的问题,应当以积极治理主义为导向,引入利益冲突的法益定位,才能促进立法体系的现代化。

美国2020年度五大税案引发的思考

美国国内收入局犯罪调查部于2020年年末公布了典型涉税违法犯罪案件,旨在震慑违法行为、保障税收秩序。从这些税案中可以直观地了解美国涉税犯罪调查部的主要工作职能。本文在介绍美国国内收入局犯罪调查部基本情况和调查种类的基础上,结合其公布的五大典型税案对犯罪调查部的职能进行梳理分析,并对加强我国涉税执法工作提出几点思考,包括突出涉税执法的政治属性、赋予税务部门坚强有力的执法手段、加强对税务代理中介的规范和管理、继续推进个人纳税信用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