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本文在整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吸收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研究方法及其缺失的基础上,从强烈的问题意识、叙述方式的新颖等方面,探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的启示,以及如何在借鉴的同时避免其所带来的偏颇和陷阱。以期通过借鉴来提高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品格。

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把对中国周边安全研究置于国际体系演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他们密切关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把"亲诚惠容"理念与中国提升周边外交软实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展示"魅力外交"的重要途径。美国学者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认知,他们从地缘政治困境的角度分析"六方会谈"机制的得失,强调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制约作用。中印美战略关系的形成对南亚及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印对华战略选择不尽相同,但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符合美印全球战略的需要,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因素制约着变化中的中印美三角关系,经济与安全是检验三角关系好坏的试金石。美国学界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考量、软实力外交、联盟体系制约作用的研究,凸显了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研究的新视角。

官僚政治模式与美国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

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深受其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当官僚政治模式开始被引入决策研究时,鉴于中国的政治过程具有与美国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过程完全不同的特点,学者们认为这种模式与对中国的研究毫不相干,而倾向于以"理性模式"和"权力模式"作为解释中国政策的两种主要方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体制更切近的观察,李侃如和奥克森伯格率先把官僚政治模式应用于对中国决策过程的研究。从此,官僚政治模式逐渐成为研究中国决策过程的主流方法,出现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结构与过程》等一大批运用这种方法的论著。不过,迄今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外交决策时所依据的比较政治理论,仍然具有明显的缺陷。

司徒雷登与费正清等往来书信四通考析

本文研究了藏于北大图书馆的司徒雷登与费正清等的四通往来书信,书信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司徒雷登1949年10月访问哈佛,与费正清及其主持的中国地区研究项目人员的交流情况;二是费正清对司徒雷登向其推荐郑友揆的回复,表示对郑友揆所著《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书稿很感兴趣;三是司徒雷登对美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问询的答复,说明驻华外交官梅尔比及其与费慰梅的关系均无损害国家利益之处。将司徒雷登与费正清的书信往来放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发展史中来看,可将其视为老一辈与新一代美国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研究转向之际的交流。司徒雷登为梅尔比所写的证词,揭示了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梅尔比等遭遇的不公正审查,蒙受的歧见和非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