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周期更迭与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基于“量-价-率”分层共振与分层传导的视角

次贷危机以来,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导致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杠杆率迅速产生强烈共振,牵引全球金融周期在扩张与紧缩之间交替更迭,引发学术界和货币当局广泛关注。本文选取来自全球33个样本经济体包含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资产价格和杠杆率的3个组别9类金融序列数据,运用分层动态因子模型对全球金融周期进行测度和解构,并构建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全球金融周期更迭的分层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全球金融周期在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杠杆率波动之间存在分层共振,其中杠杆率共振与全球金融周期的协同性最强;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尤其是联邦基金利率政策是直接牵引全球金融周期更迭的主要力量,并会通过影响全球杠杆率共振间接对全球金融周期产生牵引作用;杠杆率组别金融周期在全球金融周期分层扩散和传导中最为突出,既能够对其他两个量价组别金融周期产生同层扩散,也会对全球金融周期产生跨层传导。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中国宏观金融调控、防范外部输入性金融风险具有启示意义。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CPI影响效应研究

为应对2018年开始的美国国内经济下行和高通胀,美联储实施了由宽松到紧缩的货币政策。由于美元在国际清算系统(SWIFT)中具有主导地位并在SDR货币篮子中具有绝对份额,因此,美国货币政策“松与紧”调整的不确定性或将给世界及中国经济带来风险。本文依据国际货币、价格传导等理论,选取2019年1月—2023年6月美国利率和中国CPI等时间序列数据,运用TVP-VAR模型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CPI的外部冲击效应。研究表明:美国货币政策由松到紧调整的不确定性对我国CPI具有外部性影响,并存在时变特征;在“松与紧”的不同时期,美国货币政策通过不同途径对中国CPI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同时,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不同商品价格的冲击也呈现出异质性。因此,我国需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效;用好国际国内资金、市场等金融要素,持续提升金融开放水平,稳健推进金融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提高经济内驱力和产业韧性,以深厚“内功”,夯实我国CPI在合理区间波动的基础;加大能源、消费品,生活用品价格等对CPI影响较大行业监测和调控等措施;从而降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对我国CPI造成的异常波动的外部风险,助力我国金融强国目标建设。

美国货币政策、外汇市场不确定性与人民币国际化

本文通过TVP-VAR模型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和外汇市场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期间,境外主体增加了人民币股票资产,债券资产规模则先增后减。美国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不仅加剧了外汇市场的不确定性,还影响了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决策。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应扩大金融市场开放,提供多样的人民币资产,并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同时加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监测与应对,以稳定外汇市场。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

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会导致地区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致使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产出增长和净出口上升,尤其对东部沿海地区影响更大。中国应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建立健全金融市场监管机制,并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以应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冲击。

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基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区制分析

本文运用交互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处于高、低不同区制时,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存在区制差异性。在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在短期内对我国产出与消费存在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在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处于高区制时,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均主要呈现为抑制作用。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会放大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产出和消费产生的影响,在短期内会增大和延长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金融市场、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强度和持续期,这种放大效应对物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长期,而对利率来说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这种放大效应都十分显著。研究结果为我国应对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理论参考。

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跨境传导及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响是政策当局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其跨境传导机制也是国际金融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提高,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同时美国货币政策将出现重大转向,这更促使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跨境传导机制以及其对我国经济的溢出影响的思考。本文将从利率、汇率、贸易、投资组合再平衡、生产网络等渠道分析美国货币政策的跨境传导,并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外溢影响。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不确定性风险的提高,了解美国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溢出渠道,同时以史为鉴,从以往重大事件中汲取经验,对当地经济抵御外部政策的负面冲击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影响

文章基于2012—2020年的月度数据和TVP-SV-VAR模型,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短期内会增加金融风险,后期有助于金融市场稳定;美国宽松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和长期均会推动金融风险上升。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完善,宽松性货币政策带来的风险冲击减小,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影响逐渐加强。为减小美国货币政策带来的溢出影响,中国应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进一步推进“三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提高中国出口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构建以内需为导向的出口生产体系;加强物价波动监测预警,发挥结构性财政政策作用。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动态传导效应研究

文章构建中国动态金融状况指数(FCI),并建立MS-AR模型分析中国动态金融状况指数的区制特征,采用包含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实证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动态传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金融市场短期内存在显著影响,在不同金融区制和不同政策类型下,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加强相关信息披露、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合作等对策建议,以维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停止加息——美国货币政策的重大调整

在2023年6月中旬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作出了本次不调整美元利率的决定,这是在连续一年多激进加息之后,美国联储当局在货币政策方面作出的一项具有调整方向意味的重大决策,其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人们有必要对此有所了解。

美国学派与美国内需主导型发展道路的借鉴研究(专题讨论)--为建立主权货币体系而战--亨利·凯里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货币斗争

19世纪下半叶，围绕着当时的美国是建立一个依附于英镑的金本位制货币体系还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信用货币体系，发生了一场几乎持续了半个世纪的货币斗争。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有一个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领军性人物，但却很少被提及，他就是亨利·凯里。为了摆脱英国金融利益集团及其美国代理人对美国货币体系的控制，建立起美国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凯里为坚持绿背纸币政策和反对恢复铸币支付及金本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对美国货币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这段货币斗争史，对于中国摆脱美元霸权，维护货币体系的独立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次贷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8年9月至2015年10月的月度数据,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的技术方法,从利率、汇率、贸易产出三个传导渠道研究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的产出、利率、汇率以及进出口贸易均存在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在不同政策阶段下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促进金融体系改革等政策建议,以稳定国内经济环境,提升国家抵御外部金融冲击的能力。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认为: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股票市场真实回报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即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我国股票市场真实回报下降;在短期,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股票市场真实回报波动贡献大,而在中长期美国的通胀、产出冲击贡献大;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经由美国股票市场价格示范效应传递的机制不显著。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

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产出及物价水平有一定的冲击,但相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该冲击并不显著;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发生作用,说明中国的经济对贸易依存度仍然较高。因此,要使中国的货币政策独立于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转换经济的增长点,将扩大内需作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工作重点。

美国货币政策与中国物价水平关系的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VAR模型研究了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如何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而影响中国的物价水平。结果显示,美国货币政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中国的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美联储目标利率和中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总资产和中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美国货币政策风险溢出效应分析——基于分位点向量自回归模型

基于分位点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2008年1月至2019年6月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我国宏观经济、宏观金融、金融市场以及商品市场数据,系统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金融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宏观金融、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表现出了非对称性。具体来看,美联储提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对我国GDP增长率、消费者价格指数、进出口、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波动、债券、股票、基金和商品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在不同分位水平下存在差异,且在高分位水平和低分位水平不具有对称性。

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演化

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组成细分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从分析公开市场操作目标的"宣布效应"、资产证券化、居民融资渠道的变化、金融合并等因素,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讨论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变化,希望能给我国金融阶层以启迪。

美国货币监理署的监管经验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创新建设的启示

美国货币监理署作为历史悠久的银行监管机构,积累了丰富的监管经验。对该机构的组织安排和业务分工,从八个方面总结了它的成功经验,认为我国的新型金融监管制度要从监管理念、监管体系、监管方法、监管的交流与合作、高素质监管人才的培养五个方面进行创新性建设。

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溢出效应与中国对策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美联储采取降息和实施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造成资产负债表规模迅速扩大。在全球经济逐渐复苏的背景下,美联储货币政策开始发生转向,通过加息、缩表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不仅会对美国经济具有调节作用,还会收紧全球流动性,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波动、进出口价格和资产价格、货币政策等造成冲击,中国需要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来缓冲其带来的冲击: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防止短期内资本大规模流动;金融开放与资本管制协调配合;推动供给侧改革进程,培育实体经济稳步发展;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政策协调沟通。

美国货币市场与联储救市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货币市场流动性几近枯竭,为重启和恢复货币市场功能,美联储新增多种政策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流动性。该文重点分析了这些政策工具的设计意图及实施效果,指出实施救助后,美国货币市场运行趋于正常,但除短期国债市场外,其他子市场的融资量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美国货币市场的表现再现了美国实体经济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单靠联储的货币政策是远远不够的。

收入不平等视角下美国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大样本跨国数据及贝叶斯动态隐含因子模型,本文提取出美国与各经济体广义货币增长的共性趋势因子,作为美国货币政策溢出的测度变量,并检验了其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针对全部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美国货币供给扩张降低了其他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美国货币供给扩张加剧了高收入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但改善了中低收入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美国货币供给扩张导致的高收入经济体的资产价格上涨,加上较高的资本项目开放度,成为导致高收入经济体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中低收入经济体则由于相对较低的资本项目开放度,弱化了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于资产价格的冲击。在美国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的背景下,高度重视其溢出效应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尤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