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CPI影响效应研究

为应对2018年开始的美国国内经济下行和高通胀,美联储实施了由宽松到紧缩的货币政策。由于美元在国际清算系统(SWIFT)中具有主导地位并在SDR货币篮子中具有绝对份额,因此,美国货币政策“松与紧”调整的不确定性或将给世界及中国经济带来风险。本文依据国际货币、价格传导等理论,选取2019年1月—2023年6月美国利率和中国CPI等时间序列数据,运用TVP-VAR模型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CPI的外部冲击效应。研究表明:美国货币政策由松到紧调整的不确定性对我国CPI具有外部性影响,并存在时变特征;在“松与紧”的不同时期,美国货币政策通过不同途径对中国CPI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同时,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不同商品价格的冲击也呈现出异质性。因此,我国需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效;用好国际国内资金、市场等金融要素,持续提升金融开放水平,稳健推进金融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提高经济内驱力和产业韧性,以深厚“内功”,夯实我国CPI在合理区间波动的基础;加大能源、消费品,生活用品价格等对CPI影响较大行业监测和调控等措施;从而降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对我国CPI造成的异常波动的外部风险,助力我国金融强国目标建设。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

文章通过构建TVP-SV-VAR模型,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溢出影响。研究发现,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短期内会引起我国产出下降和通胀紧缩,渠道主要是人民币升值、净出口下降和金融市场波动,且这种短期负向溢出效应无论是在美国货币政策宽松还是紧缩周期都存在,中长期受益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大幅资本流入,对我国产出有一定正向溢出效应。此外,在美国货币政策紧缩周期中,Taper阶段的不确定性对我国贸易、金融市场、经济增长的短期负向溢出效应最大。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关系分析——基于资产财富效应渠道

本文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Baker等人提出的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基于资产财富效应渠道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资产和房产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财富效应,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金融资产和房产的财富效应,从而对我国消费产生负面影响;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越大,对资产财富效应的抑制作用越强;相对于有房贷家庭,无房贷家庭的房产财富效应受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更强;相对于只有一套房产的家庭,有多套房产家庭的房产财富效应受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更强。

海外直接投资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传导——基于创新行为的视角

美国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周期的主要驱动力,其国际传导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波动、金融动荡的重要来源。美国货币政策一阶冲击的国际传导已得到较为广泛的研究,但是鲜有研究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二阶冲击,即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国际传导。本文尝试从企业创新行为的视角,研究这种不确定性冲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企业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基于企业层面OFDI数据,利用美联储议息会议引致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意外变动进行因果关系识别。研究表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能够影响OFDI企业,其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随着不确定性的提高而提高。机制分析表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果取决于资本管制程度,OFDI目的地的资本管制程度越低,OFDI企业受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溢出影响越大。并且,在实物期权渠道和增长期权渠道中,增长期权渠道占据了主导地位。进一步分析发现,支撑OFDI企业创新行为的是企业金融化程度的下降,OFDI企业减少了金融资产的配置。本文提供了美国货币政策二阶冲击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新证据,对于企业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周期冲击下的风险外溢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入——兼论宏观审慎跨部门溢出效应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衡量的是市场主体对美联储政策利率路径或政策行动的不确定性感知,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跨境资本流入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使用72个经济体1995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三季度跨境资本流入数据,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跨境资本总流入、证券投资资本流入和其他投资资本流入;第二,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分别通过加剧全球金融周期和提高风险溢价降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入;第三,总体和部分子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跨部门国际溢出效应依赖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强度,整体呈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该非对称性特征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对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有效识别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资本流动和宏观调控效果的负向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提出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依据2005—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SVAR-SV模型,逐步分离宏观经济冲击和货币政策水平冲击,构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量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相较于金融摩擦机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实物期权和增长期权机制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受企业异质性影响,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控股、中小规模和中西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债务成本

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是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选取2007—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债务成本显著正相关。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债务违约概率是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债务成本的中间变量,即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企业债务违约概率,从而导致企业债务成本上升。异质性分析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及非周期性行业企业债务成本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研究表明降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缓解企业债务成本压力具有重要作用。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成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目前动荡的国际环境导致企业成长遇到阻力,严重阻碍了我国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Jurado et al.(2015)提出的方法测度了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实证研究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渠道。经验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企业成长,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生命周期处于成长期与成熟期、融资约束较高、位于中西部、非高技术行业企业的成长影响更明显;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存在企业现金流不确定性的传导渠道。本文研究为政府进一步促进企业成长,减少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冲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不确定性中探寻确定性——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并成为当今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波动的主要来源。作为连接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汇率,是维持一个经济体内外部平衡的核心变量,汇率变动也一直是学术界和决策层关注的焦点问题。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外溢及其应对研究——基于E11国家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为了遏制高通货膨胀率,美国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频繁调高基准利率,导致大量资本流入美国,使新兴经济体遭受货币贬值与资本外流的风险。本文利用1993-2021年11个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指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外出口、股票交易以及汇率等变量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国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在实体经济渠道和金融渠道对新兴经济体产生明显外溢影响。在当期就会出现大幅度的负向冲击,之后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基于此,中国应加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研判,以便及时采取对冲性政策,缓冲政策变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坚持推动金融领域制度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和汇率形成机制,有效提升金融领域防范风险的能力;要与新兴经济体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政策联动,共同抵御来自外部的经济冲击。

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基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区制分析

本文运用交互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处于高、低不同区制时,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存在区制差异性。在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在短期内对我国产出与消费存在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在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处于高区制时,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均主要呈现为抑制作用。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会放大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产出和消费产生的影响,在短期内会增大和延长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金融市场、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强度和持续期,这种放大效应对物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长期,而对利率来说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这种放大效应都十分显著。研究结果为我国应对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理论参考。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股票市场的非对称影响——基于混频数据的证据

基于信息冲击视角,将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分为利空信息和利好信息,使用上证综指5 min高频交易数据构建Realized GARCH模型和信息影响曲线,对中国股市的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股市具有非对称性,且利空信息对股市收益率波动的冲击大于利好信息。进一步构建GARCH-MIDAS-RV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上证综指收益率的影响,发现这种影响显著为负。此结论具有稳健性。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

新冠疫情以来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不断增加,本文考察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该效应在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之后逐步增强。进一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融资效应”和“信贷效应”是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重要渠道,企业所获得的债务融资以及信贷配置上升,企业财务状况改善,进而缓解企业经营困境。从异质性上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和外资企业、小规模企业、制造业企业的经营风险作用效果更强。同时,本文还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改变样本容量、改变回归方法以及进行内生性检验等方法来保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因此,本文丰富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研究。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银行贷款拨备的计提吗?——基于中国147家商业银行的证据

以商业银行的贷款拨备计提为视角,选取2008—2021年中国147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贷款拨备计提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拨备计提具有促进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仍保持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加银行破产风险、恶化信贷资产质量、降低主动风险承担意愿,从而增加其贷款拨备计提。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区域性商业银行、处于银行竞争程度较低地区的银行,在面临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时,更易受到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进而增加计提贷款拨备金额。基于前瞻性的拓展研究发现,贷款拨备计提具有前瞻性,当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银行可能基于预期风险的增加而多计提当期拨备金额。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大豆期现货市场的影响效应研究

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大豆期现货的影响效应做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大豆期现货市场总体造成正向影响,且对我国大豆现货市场影响较大。短期内,2008—2014年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大豆期现货市场均造成持续负向影响;2015年至今,对我国大豆期现货市场产生异质性时变影响;中长期,该影响效应同步性正负相间但较为微弱。受不同类别危机性事件影响,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短期内对我国大豆期现货市场同步产生时变“V”形冲击;至中期,“V”形转为“凹”形;长期内,冲击性逐渐衰减。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大豆现货市场产生较强的负向时变冲击,而对我国大豆期货市场产生较强的正向时变冲击。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研究——兼论宏观审慎政策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2000年第1季度—2020年第4季度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讨论了宏观审慎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美国EPU指数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显著为正,且这一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新兴市场国家;2)紧缩的资本类和信贷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可以削弱美国EPU指数引起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3)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制度质量差异,发达国家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调节作用明显优于新兴市场国家。政策建议如下:世界各国应增强自身经济政策透明度,增强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性;短期采用合适的宏观审慎监管工作,长期则推动金融市场发展。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波动与预期管理

以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为切入点,运用SV-TVP-FAVAR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宏观经济的脉冲响应特征及阶段异质属性,进一步基于包含预期的DSGE模型模拟预期与未预期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检验预期管理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弱化效应的“逆向”调控功效。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产生抑制作用,抑制程度与观测变量有关;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抑制效应存在阶段差异,长短期评价指标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弱化效应由强到弱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期、下降期和平稳期,货币政策“跨周期”与“逆周期”调控不存在冲突;预期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优于未预期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具有弱化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冲击效果,发挥“逆向”调控功效,货币政策预调微调功效明显。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双重金融摩擦与企业创新

文章考虑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双重金融摩擦,研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双重金融摩擦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加剧信贷市场摩擦和股票市场摩擦进而抑制企业创新;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存在着显著的双重金融摩擦中介效应,而非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仅存在信贷市场摩擦中介效应;在双重金融摩擦中介效应中,信贷市场摩擦占比更大。

全球金融周期更迭与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基于“量-价-率”分层共振与分层传导的视角

次贷危机以来,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导致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杠杆率迅速产生强烈共振,牵引全球金融周期在扩张与紧缩之间交替更迭,引发学术界和货币当局广泛关注。本文选取来自全球33个样本经济体包含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资产价格和杠杆率的3个组别9类金融序列数据,运用分层动态因子模型对全球金融周期进行测度和解构,并构建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全球金融周期更迭的分层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全球金融周期在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杠杆率波动之间存在分层共振,其中杠杆率共振与全球金融周期的协同性最强;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尤其是联邦基金利率政策是直接牵引全球金融周期更迭的主要力量,并会通过影响全球杠杆率共振间接对全球金融周期产生牵引作用;杠杆率组别金融周期在全球金融周期分层扩散和传导中最为突出,既能够对其他两个量价组别金融周期产生同层扩散,也会对全球金融周期产生跨层传导。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中国宏观金融调控、防范外部输入性金融风险具有启示意义。

经济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和企业金融化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干扰宏微观经济系统运行;同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现象日益严重。因此,平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基于此,本文采用MS-VAR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重点探讨不同程度经济不确定性下此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宽松货币政策通过企业金融化因素作用于物价水平,促使物价水平上升,但经济不确定性会显著弱化此传递效果;特别是在“高”状态经济不确定性情况下,宽松货币政策并没有加速推动企业金融化,反而起到抑制企业金融化和降低物价水平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对增强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优化企业经济行为决策,避免过度企业金融化和防范金融风险等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