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同盟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

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展开以及同盟自身的演化,日美同盟出现松绑日本、调整基地、扩边扩容等具体的变化,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中承担着基石功能、中介功能、平衡功能以及牵引功能。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牵引下,日美同盟由双重遏制中日向单一遏制中国转化;同盟视野存在突进东海及南海的趋势,严重威胁中国的海洋战略;美国亚太同盟战略出现由重北轻南向南北并重转化,南北对接趋势显现,中国东域战略空间进一步紧张。

美国重返亚洲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

对于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权力转移论者和同盟责任论者都或多或少地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将会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出于现实利益考虑,美国此举的真正意图可能更多地与亚太地区呈现出的巨大发展成就与前景有关,美国不能被孤立在这一发展外,毋宁通过重返亚洲,争取更多权益,并进而主导亚太国际格局;而遏制中国,尚待进一步观察。面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中国首先应该界定好自己的身份,然后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之所在,并以对中美战略互动核心问题的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为基础,审慎制定周边外交战略与政策。

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东亚地区FTA战略的影响——基于TPP合作视角的分析

美国通过加入TPP从实质上确立了"重返亚洲"的全球战略调整,在更大程度上加快了对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干涉。美国主导下的TPP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给中国的整体和局部FTA战略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中国必须正确认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战略转变以及TPP扩张带来的潜在影响,在此基础上对FTA战略做出合理的调整。中国的FTA战略重心仍应保留在东亚地区,提高国内企业对FTA的利用率,同时跟踪研究TPP的最新进展,为以后加入TPP谈判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与中日钓鱼岛争端

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升级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有着必然的联系:一方面,美国启动"重返亚洲"战略,有其多方面的战略指向,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战略指向是凭借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力图遏制中国崛起、驾驭日本,并以此控制亚洲事务主导权;另一方面,钓鱼岛撞船、购岛、申遗等一系列事件,均表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已经拒绝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转而企图通过加强美日军事合作、增强海上保安厅力量和自卫队海空机动作战能力,以武力和强权达到侵占钓鱼岛的目的。对此,中国应强化对钓鱼岛的主权,逐步通过共同开发、提交东海外大陆架划界案、规范渔业开发等步骤,实现对钓鱼岛的渐进式实际控制。

在美国影响亚洲板块政治经济背景下分析我国及东盟贸易的局面

中国从1996年开始正式加入东盟贸易,并且和东盟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在2010年开始签订的全面的启动的协议,我国与东盟的关税平均下降了9.8%.随着我国的东盟之间的友好合作,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了东盟贸易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是随着我国和东盟经济的不断发展,美国重返亚洲政治经济战略给我国和东盟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冲击,本文就针对美国重返亚洲政治经济对我国和东盟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同时带来的新的挑战机遇.

做连接亚洲与非洲的大陆桥:沙特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

沙特阿拉伯面临三大威胁:美国与宿敌伊朗和解、美国和里海地区加入对世界能源市场的竞争,以及周边国家人口迅速增长和高失业率带来的政治动荡。美国中东政策变化的推动力来自其重返亚洲的战略以及中国对此的应对。美国力推TPP,而中国则力推地区综合经济伙伴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沙特阿拉伯既是挑战也是机会,虽然它将极大地改善伊朗作为欧亚大陆桥必经之地的地缘政治地位,但如果沙特阿拉伯在安曼与伊朗之间的霍尔姆茨海峡建海底隧道,在也门建通往吉布提的红海大桥,阿拉伯半岛则将变成连接亚洲与非洲的陆上通道。这样一来,沙特阿拉伯可以一石三鸟,与伊朗和解,推动自身经济结构多样化,并为周边国家提供经济发展机会。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中国战略的影响与中国的对策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动机既有经济又有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考虑,遏制中国崛起是其中一个不容否认的目标。美国加入TPP,冲击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改变了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流向,这会减少中国的区域贸易自由化收益,并使中国在区域合作机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受到损害。为此,中国应当关注TPP的谈判进程,选择适当的时机参与TPP谈判,并在亚太区域整合中发挥与自身实力相称的作用;加快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巩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坚实的制度和政策基础。

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多层次动因

2009年至今,南海问题呈现出加速国际化的趋势。这是当前国际体系转型时期的一种伴生现象,有其必然性。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进程中,美国利用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地位,通过战略调整释放信息,成为主要推手。日本和印度基于自身战略考虑,利用美国战略调整提供的"时机"成为积极参与者。在全球大国和区域大国的带动下,处在第一线的菲律宾和越南成为最迫不及待的实践者。不同层次的动因汇聚累积并产生加倍放大的战略效应,对中国坚持南海问题应双边解决的主张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由于南海问题国际化是中国加速崛起的产物,有其长期性,中国政府也必须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