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战略视域下的美国对华制度制衡及影响

形成于21世纪初的制度制衡理论,实际上已成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主导理论之一。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可以发现自2001年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制约中国的因素不断上升,其对华实施的制度制衡方略经历了从包容性向排他性的转变。小布什政府采用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方略,奥巴马政府则采用两面下注的混合型对华包容性制度制衡方略。特朗普政府主要利用美国国内法律和制度对华进行排他性制度制衡,而拜登政府采用“小圈子”对华进行排他性制度制衡。拜登政府在高科技领域对华实行制度制衡,企图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中国高科技发展,客观上却促使中国自立自强形成尽可能完整的高科技生产链,对美国自身高科技产业和国内经济也产生“反噬”效应,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全球化大趋势。

数字化背景下美国青年学徒制:实施现状、应对策略及经验启示

美国青年学徒制旨在降低青年失业率和填补企业未满足的劳动力需求,获得社会广泛支持。数字化背景下,美国青年学徒制开发了系列指导原则,形成了以职业为导向、注重公平、学分可转换、强调适应性和建立问责制等特色。同时也面临着数据收集标准与范围不明确,各利益相关主体的角色及责任不清晰,数据收集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数据访问和存储有待进一步优化等方面的问题。美国采取了数据收集和使用以学习者为中心、开发青年学徒制数据框架、促进雇主与行业的共同参与、把职业教育与青年学徒项目联系起来、加强青年学徒制的质量评估等应对策略。这对发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提供了经验启示: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的课程设置要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建立学徒制信息数据平台,明确学校和企业职责,建立纵向贯通的就业和升学渠道,搭建全过程综合评价平台。

美国产业政策复兴:目标、特征与启示

长期以来,自由市场经济被认为是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美国政府也在国际上反对产业政策的使用。但近年来美国产业政策出现复兴,主要体现在直接干预型产业政策明显增多、推动产业本土化归岸化、加强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加大新兴产业扶持力度等方面。从历史上看,产业政策在美国的崛起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随着二战后美国取得全方位遥遥领先的地位,其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转向更加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重点支持科技创新,鼓励自由市场竞争,也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实施适度干预。当前美国产业政策复兴呈现出产业补贴的使用增加和力度加大、竞争前环节仍是产业政策的重点、联邦产业政策多以法案形式出台、注重不同政策间盟友间的协调配合等新特征。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业政策仍然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手段,但随着我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迈进,也需要对产业政策进行调整。美国产业政策复兴对于我国全面认识产业政策的作用、更好地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

协同创新理论下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路径探索——基于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的经验启示

为推进中国国家实验室的开放和协同创新,运用协同创新理论,基于对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协同创新的实践经验分析,结合中国当前面临被西方主要国家技术封锁的严峻形势,探讨协同创新促进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的路径。协同创新包含了多方创新主体、共同目标、优势互补和合理分工、复杂的相互作用和整体协同效应等五方面的核心要素,其结构从简单无序布局向高级有序组织变革转变为网络化创新结构,因此要确保协同创新成果实现,需要充分考虑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和风险控制等因素。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与使命、充足的财政投入与多元化经费来源、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人员组成多元化的强大科研团队,其发展总体呈现开放化、网络化的对外合作趋势,在协同创新方面形成了强化战略导向和目标聚焦、深化产学研合作、建立高效的协同机制、强化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以及鼓励创新、营造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等经验举措。借鉴美国经验,深化国际合作和加强内部合作是应对挑战、促进国家实验室建设的两翼。因此,应对当前西方国家技术封锁,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开放共享与合作交流的理念,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深化产学研用合作,建立高效协同机制,实现多领域协同创新、引领学科交叉创新,并积极融入创新联合体建设,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鼓励创新探索的科研文化氛围。

技术伦理视域下美国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审视:现实表征与规避策略

教育人工智能是一种新兴技术,在凸显其优越性的同时逐渐显现出诸多技术伦理问题。美国作为教育人工智能技术的先驱国家,其教育人工智能技术伦理问题表征和规避策略更具典型性。美国教育人工智能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各种偏见、歧视:智能系统出现错误和技术漏洞时追责困难;海量数据搜集会侵犯学生多种权利;学生长时间使用智能系统可能面临发展障碍,出现“成事”与“成人”的价值冲突。为规避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美国制定了教育人工智能相关标准,加强教育人工智能算法监管,出台数据保护指南和法案,并规范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我国应借鉴美国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治理策略,制定和完善教育人工智能相应政策,建立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全员联动监管机制,研制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培养和提升师生的人工智能素养。

中国与美国氦气地质条件和资源潜力对比及启示

鉴于氦气资源的战略重要性、美国氦气资源条件的优越性及目前中国氦气供需矛盾的严峻性,开展中国与美国氦气地质条件和资源潜力对比显得极为有意义。通过对比中国与美国氦气的地质条件、资源量和储量数据,基于氦气产量历史数据,结合全球氦气需求分析,采用哈伯特模型、高斯模型和资源量-储量约束下的产量预测模型,开展2023—2030年全球氦气产量预测,为中国氦气勘探开发工作提供参考。分析结果:(1)与美国所在的北美地台规模大且构造稳定相比,中国地台规模小且经历多期构造演化,中国氦气分布呈现点多、面广、类型多样的特点;(2)尽管目前国内外对中国氦气的资源量有不同认识,通过对中国与美国含氦天然气资源潜力的对比,表明中国氦气资源丰富,资源量将会随着对氦气勘探程度和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而动态增长;(3)预测显示,2023—2025年为中国氦气生产起步发展阶段,2026—2030年为快速增长阶段;(4)对中国氦气勘探开发的4点启示:坚定中国氦气勘探开发的信心、提出并完善适合中国地质条件的氦气富集理论、加大研发氦气勘探开发技术、2030年前中国氦气供应来自国际和中国国内2个渠道。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

美国研究型大学在招生选拔目标上注重考查拔尖创新人才的T型知识结构、创造性思维和强烈的内在动机。在选拔手段上普遍采用综合评价机制,多数大学侧重对学生申请材料的整体评价,少数大学侧重个人独特品质的整体评价或是对学生学习环境的整体评价,但均看重多元考试成绩和学习背景,只有少数高选拔性私立大学注重对学生非学术因素的评价。在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质量和公信力的制度保障上,美国大学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但制度保障缺乏透明性,考试机构和高中则主要发挥基础性作用。其对我国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选拔的启示,一是科学考查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多样性特质,二是优化以统一考试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综合评价机制,三是在人才选拔过程的公平性上继续完善管理制度保障。

美国全球水资源安全战略分析

由于相对实力下降,美国的霸权正面临“碎片化”与“议题化”转型。在众多涉及安全的议题中,水资源议题因为自身的敏感性,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美国相继发布《全球水安全行动计划》和第二个《美国全球水战略》文件,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在全球水资源领域的战略目标、原则、优先方向、实施路径以及项目规划。其在优先方向、重点地区以及实施路径等方面的新变化,不但会对中美在水资源领域的竞争产生重要影响,更可能干扰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中国需加强跟踪研判和科学谋划,不断调整和优化与周边国家开展水资源合作及治理的政策和路径,化解美国对华开展水资源竞争所带来的风险。

美国联邦机构技术转移管理和运行机制研究

美国联邦机构技术转移为美国长期保持科技创新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分别从法律支撑、政府协调机制和联邦部门技术转移年报三个角度,获得对美国联邦技术转移工作的组织管理和运行机制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认知。通过对联邦技术转移趋势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传统的技术转移方式在推动新技术商业化方面显现出不适应,近年来美国联邦技术转移组织方式已悄然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文章简要阐述了这些变化的原因,并提出对推进中国公共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改革工作的启示。

管控与自主:美国社区学院决策机制变迁的“钟摆现象”

决策机制是对权力的配置和行使,在当前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具有一定的改革意义.基于规划者、制定者与实施者的职能安排,美国社区学院在一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决策机制变迁轨迹,相继经历了初创时期的直线式决策机制、独立时期的集权式决策机制、扩张时期的控股式决策机制、转型时期的耦合式协调机制、多元化时期的治理式决策机制以及整顿时期的协调式决策机制.这一变化打破管控与治理的界限,呈现从科层制到松散结合到双重系统的实践探索,体现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决策结构的扁平化以及决策机制发展的适应性特征.

美国司法政治化现象探析

美国政治的司法化让法官能够审理具有政策意义的案件,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又反过来促成“司法政治化”现象,法官可能诉诸于法律之外的标准,作出具有政治意义的决定,催生了司法机构内的政治斗争。在美国司法政治化中,美国司法领域的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并且具有愈演愈烈的特征和趋势,主要体现在法官任命和司法决策等方面。如今美国总统在任命联邦大法官上主要关注意识形态的兼容性和可靠性;美国法官基本上被意识形态划分——共和党人的投票基本上倾向于保守主义,民主党人的投票基本上倾向于自由主义。美国司法政治化日益严重主要源于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文化战争愈演愈烈、政党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司法机构受到精英政治的影响逐渐增强。美国司法政治化损害了司法机构的权威,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程度。

美国教师专业标准的功能定位及其背景与动因

标准的功能定位是影响教师标准价值实现的关键因素。而教师标准应该如何进行功能定位不可抽象而论,应置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加以审视。在提升教育质量成为压倒性诉求、以问责制为主导话语的教育改革时代,美国却选择了发展导向的教师标准。美国之所以作出如此选择,背后有着教师地位不高进而影响教师供给的客观背景,职业专业主义的思想背景以及分权制背景下美国联邦政府期望透过发展导向教师标准干预教师质量提升的主观考量。

CHD1基因在美国王鸽和绿壳蛋鸡性别鉴定中的应用研究

为快速、准确鉴定出美国王鸽和绿壳蛋鸡的性别,本研究基于CHD1基因在不同性别鸟类基因组中的大小差异,建立美国王鸽和绿壳蛋鸡性别鉴定的分子生物学方法。首先提取美国王鸽和绿壳蛋鸡基因组DNA,应用引物对2550F/2718R扩增CHD1基因第17、18外显子及之间的内含子区域,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PCR扩增结果并进行测序验证。PCR扩增结果表明,雄性个体只有1条条带,而雌性个体都是2条条带,基于PCR技术的性别鉴定结果与人工鉴定的结果一致。测序结果显示,CHD1基因在美国王鸽基因组上的扩增片段大小分别为593 bp和447 bp;在绿壳蛋鸡基因组上的扩增片段大小分别为682、656 bp和448 bp。目的片段中外显子长度均为169 bp,保守性好,同源性为100%。但内含子序列在2群体间的同源性较低,片段大小差异主要是由Z染色体上CHD1基因内含子区变异引起的。本研究成功建立了基于CHD1基因序列大小差异的肉鸽和绿壳蛋鸡性别鉴定方法,为开展精准选种选配提供了技术指导。

美国博士生教育:国家战略、资助制度与改革动向

美国博士生教育是世界上培养年轻一代研究者和大学教师的典范模式之一。博士生教育是美国学术研究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教育和研究相结合,美国将博士生教育成功纳入国家创新、研究和开发战略体系中,服务于国家目标和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为保障博士生教育健康发展,联邦政府和大学密切合作,建立了强有力的资助体系,尤其是经济资助和学术训练一体化、践行财政公平和体现学科差异。

《2024年美国胃肠病学会临床指南:酒精相关性肝病》摘译

美国胃肠病学会于2024年1月在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发表了酒精相关性肝病(ALD)的临床指南。该指南对ALD和酒精使用障碍的流行病学及疾病负担、ALD危险因素、酒精使用障碍的诊断与治疗、ALD疾病谱、ALD处理及公共政策与预防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地阐述。本文对其推荐意见和关键概念/陈述进行摘译。

战略文化视阈下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策略与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在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美国例外”“有限干预”和“战略拒止”为特征的战略文化。基于“美国例外”,美国提出需保持对“自由联系国”的“绝对权威”;基于“有限干预”,美国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建立机制化合作关系;基于“战略拒止”,美国对域外国家介入太平洋岛国事务保持高度警惕。在战略文化的驱动下,美国积极改善与南太平洋区域组织的政治外交关系,加强顶层设计,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统筹对太平洋岛国的对外援助事务,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树立美国正面积极的国际形象,并将太平洋岛国纳入伙伴关系网络,在太平洋岛国及周边地区扩大军事部署。即便如此,由于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发展问题缺乏认知,忽视双方历史、文化差异并与太平洋岛国存在现实利益分歧,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战略文化辐射效果有限。

《2023年美国肝病学会实践指南:慢加急性肝衰竭和肝硬化危重症患者管理》摘译

美国肝病学会专家小组于2023年11月9日在Hepatology发表了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和肝硬化危重症患者管理实践指南。该指南对ACLF的定义、预测模型、肝硬化合并ACLF和/或危重症患者脏器功能衰竭管理等进行了详细地阐述,本文对其要点进行摘译。

话语-历史分析法视角下的美国国防话语分析——以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为例

国防话语建设对于国家安全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本研究基于话语-历史分析法,通过主题确定、话语策略和社会历史语境分析,发现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固守霸权主义思想和零和博弈观念,使其扩张军力行径、国防战略建设合法化,这与其国内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长期奉行的二元对立思维、美国“使命观”和个人主义至上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紧密联系。本研究旨在揭示美国国防话语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对建设和完善我国国防话语体系具有启示作用。

美国对自决原则的立场演变分析

自决原则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二战后确立的国际规则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在冷战特别是后冷战时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冲击和挑战。本文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战结束初期、非殖民化及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等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动的四个时期为基础,结合自决原则兴起、制度化、扩散和重塑等不同阶段,分析美国在霸权的不同时期对待自决原则的立场和行动差异。在自决理念的兴起阶段,虽然美国与苏联都是该理念的重要倡导者,但是威尔逊与列宁所倡导的自决理念存在重大的差异,包括自决理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起源的不同,以及对实施自决的态度差异。这决定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自决原则支持的限度,也加速了美国在价值和利益层面与世界非殖民化进程的背离。自决原则在二战后的制度化及扩散阶段,美国与苏联及广大新独立国家围绕自决原则的内涵及适用性展开了激烈争论,美国公开反对新独立国家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权利,以及实现经济自决的诉求。美国对自决原则最直接的挑战体现在它对该原则的修正主义立场和行动,一是将自决意识形态化和工具化,二是以“人权高于主权”对自决原则进行重塑。与美国鼓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将自身塑造为国际规则的创建者和领导者的形象不同,美国并非自决原则的唯一倡导者,而是规范争论者;既非自决原则的一贯遵守者,而是修正主义者。美国对自决原则的结果性逻辑决定了它的立场和行动。

美国教师表达自由的法律标准及实践

美国在规制教师表达自由时有比普通公民更严格的法律标准。其实质标准要求教师在私人生活中模范遵守公序良俗,在教育实践中遵守履职专业规范;形式标准主要有分类规制原则、价值中立原则和公共论坛原理。在规制教师表达时,美国司法审查围绕“教育”形成了教育本位、利益衡平、路径清晰等特点。这些做法对我国完善规制教师表达自由的法规政策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