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消费质量评价模型与实证测量

追求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消费成为当前国内消费的重要转变趋势之一。本文采用SEN-G模型,评估选取的我国31个省份的美好生活消费质量情况。研究发现:首先,大多数省份美好生活消费质量得到提升,但提升幅度有限,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其次,美好生活消费质量影响要素均衡性表现较优的省份多位于东部地区,而均衡性以及单项要素表现较差的多位于西部地区;最后,SEM-G模型在凸显评价对象间的发展关系方面具有优势,适用于美好生活消费质量评价。基于此,文章从做好美好生活消费顶层设计、推动消费结构向美好生活型消费升级、持续加强美好生活消费观宣传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推动我国美好生活消费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研发新生活主题 创造更美好消费

美好的消费，源自于美好的生活。不断研发新的生活主题，深入研讨新生活与新消费的互动关系，必将引发更美好的消费，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消费需要体制机制研究进展

党的十九大作出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转变的重大论断，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消费需要体制机制完善与创新指明了方向。本文以文献研究为视角，评述分析了美好生活消费需要的内涵与指标体系建设基础理论，梳理了我国与典型发达国家消费政策和消费体制机制的改革历程，以消费体制机制完善创新的要求、动力、方向为指引，探讨制约消费水平、消费品质、消费满意提升的体制机制因素。在文献评述基础上，本文指出现有文献的不足，结合党的十九大指导思想和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新时代促进人民美好生活消费需要的政策设计与改革方向。

数字经济时代美好生活消费的功能价值及实践向度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与广度的持续推进,成为重构全球经济版图、化解“后疫情”时代、推动新消费时代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同样促使新时代美好生活消费的兴起,数字经济时代消费的环境、特征、消费者心理与行为都发生变化,这是数字经济时代美好生活消费出场的现实场域。数字经济时代美好生活消费借助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扩大了消费的内容、形式与结构,归其根本依旧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消费与生产的辩证关系,发挥着自身的功能价值。数字经济作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在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背景下探寻美好生活消费的实现路径,促使美好生活消费成为扩大内需、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理论逻辑、指标体系和变动趋势

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消费需要,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本文从消费主体现代化、消费客体现代化、消费环境现代化、消费配套服务现代化和消费适度共享化五个维度阐述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考量逻辑,并构建评价体系对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动态演进和空间特征进行测度分析。研究发现:(1)2013—2020年,中国式消费现代化指数及五个分维度指数均呈现上升态势;(2)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消费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但地区之间差距逐渐拉大,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空间差异主要源于区域间差异;(3)中国式消费现代化具有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大多数省份消费现代化水平的类型状态较为稳定,预期未来其将进一步提升。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消费需要的内涵及维度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居民消费需要实现了从"基本生活消费需要"向"美好生活消费需要"的快速跃迁,深刻理解新时代我国人民美好生活消费需要的内涵是全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重要前提。本文重点从消费经济视角阐释了新时代我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它是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中产生的获取各种有利于人全面发展的消费资料的意愿和消费的主观体验。围绕实现美好生活消费需要的要求、动力、方向,本文构建了美好生活消费需要的水平、品质、满意度三个维度,并进一步提出应从城乡发展、区域协调、收入分配、供需平衡、消费质量、消费效率、物质获得感、社会安全感、精神幸福感九个次级维度衡量美好生活消费需要满足程度,旨在为美好生活消费的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体制机制变迁

居民消费体制机制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国内市场循环的重要制度基础。文章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出发,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为主线,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居民消费体制机制的变迁。我国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体制机制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探索阶段,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恢复、起步、发展和深化阶段。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适时调整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关系,用改革推动发展,将自上而下变革与自下而上变革相结合,走符合国情的消费之路,是我国居民消费体制机制变迁的重要经验。面对消费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仍需要通过制度供给侧改革增强内需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基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