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美德共和国”的同情基础

卢梭思想中的同情,经历了从自然的情感冲动、到教化的个人美德、再到体现公共意志的政治美德的发展过程,催生出以公民共同的情感认同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政治美德。由于卢梭始终没有以理性对政治中同情的合宜强度作出限定,导致人们对其美德共和国的理论产生了误解:认为卢梭没有把"政治的"与"社会的"范畴严格区分开来。而且,他所建构的以遵从公意为导向的美德共和国,会压抑个人意志、扼制个人自由,他所强调的源于同情的共同忠诚感,又必然引致对多元制衡力量的取缔。

“公意”与“美德共和国”——论卢梭对“政治正当性”的探讨

认为卢梭以自由为根基来论证政治的正当性;人是自由施行者,其本性就在于意志自由,但从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人失去了天然的自由而陷入了专制。正当的政治体就是以“公民自由”代替天然自由的政治体。个人有自我意志,政治体作为一个公共人格,同样有其意志,即“公意”。根据立法者的指导而形成的公意,本质上就是个人意志,因而,个人意志服从公意就是公民自由,实现了服从与自由的统一的正当的政治体就是“美德共和国”。但公民自由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我立法,只有超越于公民自由之上的哲人自由才是完全的自我立法,因而,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在于自由,在于公民自由,更在于哲人自由。具有完全正当性的政治体是宽容哲人存在的美德共和国。

美德与革命:法国大革命中的德性政治

在18世纪法国,美德是人们用以表达意识形态诉求的重要理念。在法国大革命中,公民美德与革命政治相结合,孕育出了大革命独特的德性政治。美德演变成一种政治理念、政治话语和革命意识形态。它推动了大革命的诞生和新政治秩序的成型,激化了革命政治,乃至以一种美德共和国实践的形式,与恐怖相结合,激发且合理化了革命暴力。热月政变后,随着摆脱恐怖统治成为共识,美德脱离了作为人民品性的角色,重新回到了智性的范畴,大革命德性政治就此式微。可以说,一方面,德性政治清晰地展现出大革命历史的阶段性特征,完美呈现了大革命政治文化的演变过程及其特性;另一方面,大革命德性政治的失败,也体现出美德理念本身的矛盾以及它与政治相融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