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区域安全体系——美日安全联盟的困境

在冷战结束、国际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环境下,美日安全联盟的存续是亚洲安全体系的显著特征。在东亚地区安全环境面临一系列挑战但地区内却并不存在已经制度化安全组织的前提下,美日安全联盟有向多边安全体系转变的趋势。但东亚的区域安全秩序未能得到充足发展,美国在亚洲试图建立一个深度不对称的双边联盟网络,该网络以美国为中心形成轴辐发散的联盟体系,其中存在着资助国与附庸国的主客关系,也存在基于一系列重大政治交易的秩序。日本曾提出《樋口报告书》以讨论日本在亚洲的多边安全合作空间,但由于日本的内部结构和历史因素等原因,最终屈服于美国压力。美国也以“奈氏倡议”为转折点,通过延续日美同盟关系遏制了日本构建和加入多边安全组织的尝试。从长远来看,进行安全体系建设是迫切且必要的,亚太地区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日本的领导力水平和性质,美国政府也将扮演重要角色。

美日安全合作:从地区走向全球

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亚太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双方已然意识到原有的同盟框架难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为此,美日通过制订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化美日同盟,加强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合作。然而,美日安全合作同时也面临着质疑与否定,在美日两国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美日同盟的争论。未来美日安全合作将如何发展,不仅取决于日本的安全感知,更取决于美国在国内国际新形势下将会采取的战略。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以贯之的对日负面认知,使得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于特朗普的对日政策不抱期待。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并不会撤走驻日美军,更不会让美日同盟解体,同时,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并不反对自由贸易,其反对的是无法贯彻其意志的自由贸易。因此,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中,其特有的个性和自信,将会使未来美国的对日政策打上"特式"烙印,这为美日关系的发展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美日同盟可能面临新的危机。

美日安全条约在冷战后年代能持续多久?

今年六月是《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签订30周年,在这一值得纪念的时刻,日本防卫厅和美国国防部却在研究,去年世界政治方面发生的变化给美日安全体系所带来的影响。冷战的结束,使日本防卫厅不得不重新考虑日本下一个五年防务计划。同时,美国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亚洲防御政策作了一年回顾,其中披露,今后3年内美国要撤回驻扎在亚洲的12万美军的10%,其中包括驻扎在日本的5千名。当今世界上发生的许多变化,不仅影响美日的防务预算和部署,而且也对非常复杂的举世瞩目的美日联盟产生了影响。

美日安全同盟与中、美、日三边关系

中、美、日都是亚太地区大国,也是全球性大国,在多极化世界战略格局中,它们都占有重要地位,并拥有巨大影响力。无论它们之间密切合作还是相互对立(对抗)都会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分析中、美、日三边关系现状、未来对我国内外战略调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美日安全政策动向与“一岛三海”形势分析

2017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日益紧张,东亚地区形势出现较大变化。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日本安倍政府安保政策'冒险性'的双重作用下,亚太地区围绕'一岛三海'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即在朝鲜半岛'一岛'以及东海、南海、台海等'三海',出现了局部接近热战的可能性与紧迫性。其本质在于,中国和美日之间的安全竞争显示出超越双边层面的外溢性特征,呈现出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影响。

美日同盟调整:现代化、一体化和多边化

同盟一般会伴随实力的变化发生调整。美日同盟的调整表现为:一是同盟的现代化,美国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责任,反映了美国由于霸权衰退不得不谋求日本发挥更大作用的现实;二是同盟的一体化,美日两国在军事领域加强共同指挥和作战机制的统合,在武器部署上也实现一体化,导致日本进一步失去自主性;三是同盟的多边化,美国为了推行“印太战略”遏制中国,鼓励日本与其他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建立军事联系,除了印度、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之外,日本也在美国的默许下与欧洲国家进行军事合作,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多边战略集团。美日同盟的调整,给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不确定因素,也使日本在美国的战车上越绑越紧。

新日美安保体制与亚太安全

冷战后 ,原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经过了一个调整的过程 ,到 1999年止 ,这个调整过程基本完成。冷战后新建立的日美安保体制是冷战期间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延续 ,但其出现的背景、具体内容和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新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建立直接挑战亚太地区的安全 ,因此 。

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看日美关系的演变

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冷战的产物，是日美结成战略同盟关系的重要依据。日美安保体制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确立，６０年代调整，到９０年代中期再度确认的历程，说明日美关系的核心是战略国盟关系。今天日美继续在亚太地区谋求主导权，图谋控制亚太事务。从日美关系发展变化的轨迹，可以看到由于经济实力的变化。

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演变过程看日本的大国战略

日美安保体制是冷战时代的产物,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从50年代确立、60年代调整、90年代再度确认,到今年2月,美日在华盛顿举行美日安全磋商会议,日本利用日美这一战略同盟关系,从一个被控制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在亚太地区谋求主导权,妄图控制亚太事务的政治大国。从日美关系发展变化的过程,可以看到日本的大国战略。

冷战后日美安全同盟的强化

2 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 ,日美同盟共同遏制的对象消失了 ,日美经贸摩擦的加剧使同盟处于一种“漂流”状态。 90年代中期 ,美国经济恢复了景气 ,日本“泡沫经济”破灭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日美两国从自身的对外战略利益出发 ,决定强化安全同盟。 1995年美国的《东亚战略报告》和日本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为强化同盟铺设了轨道。 1996年发表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 1997年出台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以及 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的有关新指针的三个相关法案 ,使得日美同盟体制从此发生质变 ,日美强化安全同盟的跨世纪工程在历时三年后最终完成。

《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意味着什么

《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意味着什么杨伯江美国总统克林顿４月１６至１８日访问日本并与桥本龙太郎首相举行会谈。与冷战后的历次日美首脑会谈不同，安全问题成为此次日美东京峰会的核心议题，双方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该文件标志着日美以安全条约为基础的双...

“印太战略”与“东向行动政策”的相遇: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近年来,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日趋频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日印除了海洋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海上军演、海洋装备与技术合作等具体领域的合作也在持续推进。美日印的接近有着多重战略考量:其一,美国需借助印度改良、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构筑“美日同盟+印度”的合作框架;其二,美日印意图借助海洋安全合作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美日有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愿,印度则有“东向”参与西、南太平洋事务的利益诉求,彼此需在地缘、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其三,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最终目标在于迟滞中国海上力量崛起,构建美日印澳+伙伴国(QUAD+X)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已成为影响印太安全局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我国需给予高度重视。

美日同盟的出现与冲绳问题的产生

近数年来,围绕着驻冲绳美军基地,特别是普天间基地问题,美国、日本中央政府、冲绳地方政府两国三方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和争执。冲绳的民众为支持地方政府的政策再次掀起要求美军基地撤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战后以来冲绳人一直在抗争试图减少基地甚至是实现无基地化,60多年过去了,冲绳仍然生活在基地当中。那么,冲绳问题在战后之初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从美日同盟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可以看出,美日同盟的出现导致了冲绳问题的产生。《旧金山对日和约》结束了日本被占领状态,同时《美日安全条约》的签订确定了美日安保体制的法律框架,对冲绳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旧金山对日和约》第三条也成为美国统治冲绳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结束了美日之间的敌对关系,并开启了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与此同时,美日安保体制的确立也就意味着冲绳问题的出现。

日本强化安保战略与东北亚安全

当前,日本进一步强化安保战略,主要举措包括强化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司令塔"功能,完善自卫队的体制建设,加强导弹防御能力,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加强海洋安保能力,提升岛屿作战能力,谋求"先发制人"打击力,谋求自卫队合宪,强化日美安保同盟,扩展对外安全合作,推广"印太战略"等。日本安保战略的强化呈现否定二战后"非军事化"、追求威慑力、谋求"塑造力"等特点。日本强化安保战略的目的在于实现"军事大国化"以及夺取地区安保主导权,适应美国对日本政策的变化以及应对朝核问题与"中国威胁"等。日本强化安保战略必将对东北亚安全产生深刻影响。首先,日本军事能力增强,其在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框架下谋求"先发制人"的能力,将改变美日安全关系中的"矛"与"盾"格局,日本将在东北亚地区扮演更多的安全角色,必将影响东北亚的安全结构。其次,日本强化安保战略的举措刺激朝鲜的"安全神经",不仅不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还会进一步加剧东北亚安全形势的紧张。再次,日本在反导系统上与美国捆绑,加深地区安全困境,不利于东北亚安全互信的构建。日本应与中国一道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多做积极贡献。

日美媾和谈判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形成

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之际,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日美媾和谈判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形成过程,具有积极意义。日美两国缔结安保条约是出于各自的战略诉求,即日本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美国需要日本的后勤支援。在媾和谈判过程中,日美两国以事先准备的方案为基础,历经多次磋商与修改形成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战后日美同盟关系奠定了基础,成为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支柱。对日本而言,尽管条约具有非对等性,但仍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战后日本的国家安全,对日本有重要意义。

《美日行政协定》签订之始末

从1951年2月起,美日双方开始酝酿制定《美日行政协定》。而在美方内部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协定的内容分歧重重。后由于杜鲁门施压,美国加快了谈判步伐。在谈判中,美日间主要围绕美军的基地权、裁判管辖权和联合司令问题进行激烈的谈判,期间美日双方分别作出不同程度的让步,甚至约定口头密约,最终达成协议。这一协定的签订,强化了美日间的主从关系,也加速了参议院对旧金山双约(《旧金山对日和约》及《美日安全条约》)的批准。

重筑战略平台——对《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解读

1996年《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发布,日美同盟关系在冷战后结束"漂流状态",并确了以提升日本在政治、军事、安全、经济等方面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作为主要目标,以"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作为主要任务"。[1]250但重筑的同盟关系能走多远?亚太地区格局又将如何演变?本文试图通过对《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解读,来回答上述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