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象与新知——《点石斋画报》与美术大众化

随着晚清以来西学知识的涌入和传播媒介的增扩，精英文化需要开拓新的接受渠道，大众文化也需要增加新的消费时尚。开启民智和娱乐民生，成为当时文化界的使命，时事新闻画、画报插图、照相布景画、月份牌广告画等便以大众化的文化行为时尚，分散地渗透于社会的物质生活之中，担负起传播新知的任务。

民国时期“美术大众化”思想的传播及其意义——以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为视点

从前,艺术品多被有钱或有势之家收藏,除非与他们有某种关系或者作为其食客幕僚以外,一般民众是看不到的。1929年民国时期教育部主办的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从组筹到实现的整个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艺术品秘不示人的陋习,强烈地显示出美术大众化、社会化的文化意识。

“大众化美术”的肇始——左翼美术与新兴木刻研究

针对中国现代美术合法性的理论困境,潘公凯先生提出了“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这一课题,针对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将其概括为大众主义、传统主义、西方主义和融合主义四种策略性的方案。本文即是对“大众主义”这一方案中“大众化美术”特定阶段的研究。

20世纪早期的现代展览制度与美术大众化实践

现代展览制度作为美术大众化的重要载体,在20世纪早期美术大众化实践中兼具"启蒙"与"救亡"双重主题。20世纪早期美术大众化在生产和传播环节,具有自上而下的性质,作为启蒙活动,美育想象的大众化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活动,通过精英艺术家的身体力行,主导社会价值和引领大众审美。现代展览制度又受到现代商业社会的影响,商业社会通过艺术家的明星化和艺术品的商品化,推动美术大众化实践。

从“画我心”到“画时代”:五四运动与现代美术的大众化

美术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美术领域的拓展,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与艺术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在当时进步思想感召下,美术革命以美术大众化为核心追求。通过艺术创作、艺术传播与艺术接受的三重维度,以视觉现代性为核心的艺术共同体得以形成,进一步推动美术大众化发展。美术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发生在审美体制领域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以前垄断在封建地主阶级手中的审美霸权,将艺术与审美的权力重新交回广大人民群众手中。虽然其中有些相对激进和操之过急的部分,但无论是从当时的意义还是从今天艺术发展的状况来看,美术革命都对中国美术现代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近现代美术中的大众化趋势

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大众化趋势与进程并非偶然形成,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侧重与价值取向。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大众化趋势最早可追溯至晚清及民国初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为上海等城市通俗美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也为后来美术的全面大众化奠定了基础;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及至左翼美术思潮的高涨,以蔡元培、鲁迅、陈独秀等政治文化精英为主导的大众化美术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自抗战全面爆发至新中国时期,革命意识形态的大众化美术崛起,大众化美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此,可以从“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中的大众化趋势”“抗战美术与《讲话》对文艺大众化路线的确立”等角度,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大众化路线的确立过程进行历史的纵向分析,以帮助主题性美术创作与美术史论研究。

走向“大众化美术”的新兴木刻风格流变研究——以抗战时期延安木刻实践为例

“大众化美术”这一概念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发展历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影响了近现代美术作品的创作。文章以抗战时期延安木刻实践为例,从木刻版画是如何走向“大众化美术”以及怎样实现“大众化美术”的角度探讨新兴木刻在历史变革背景下进行本土化实践的风格流变和动因。

大众化美术馆环境景观设计创新思路分析

在环境艺术中,环境景观设计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能够满足人们对环境的审美需求。在大众化美术馆环境景观设计中,应突出艺术气息以及审美要素,从而彰显大众化美术馆的浓厚氛围,吸引人们驻足观赏,使人们在观赏美术画作的过程中身心愉悦,自觉产生对美的感悟。针对大众化美术馆的设计需要,设计师在进行环境景观设计时需要着重体现艺术特色,丰富大众化美术馆的韵味,不断提升人们的审美能力。基于此,以大众化美术馆为研究对象,明确大众化美术馆环境景观设计的概念、价值及原则,进而探讨大众化美术馆环境景观设计的创新思路,以促进大众化美术馆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人民美术》杂志关于中国画改造讨论的再思考

20世纪50年代初,新创办的《人民美术》杂志发表了关于"中国画改造问题"的一系列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画改造的论争。通过梳理和阐释当时语境下中国画改造的具体要求及方法,可以看出,此次论争是对中国画如何适应不断变化中的时代社会的一番讨论。它在中国画实践和思想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也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画论争的再延续。在这次论争的影响下,中国画表现的内容逐渐生活化,大批画家开始外出写生,从而使美术更进一步地走向了大众。美术大众化一方面加快了中国画转型的现代进程,另一方面确保了中国画各方面发展的协调,是解决当时相关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同时,此次讨论也对当下美术领域过度回避政治或过分强调艺术单向度追求的两种极端造成美术创作偏离的现象,具有一定的警醒和启发意义。

陕西当代中国人物画发展史略及艺术特征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催生的美术大众化成为文化现代化的紧密组成部分。至20世纪中叶,“徐蒋体系”在全国美术院校的构建更使中国人物画成了展现社会主义文艺观的典型模本。尤其在陕西,当代人物画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本文将对陕西当代人物画的发展脉络、创作生态和艺术特征等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与阐述。

The Framing of Cosmetic Surgery, 1914-1950

This research seeks to add to the body of scholarship on the history of cosmetic surgery and American journalism and is guided by the following two-part research questions： How di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frame plastic surgery between 1914 and 1950 and did the frames vary by year or did they recur throughout the time period studied？ The purpose here is not to argue that the press had a direct effect on the way beauty was defined within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but to examine the way plastic surgery＇s frame in the popular press shifted from reconstructing war-maimed soldiers to beautifying ordinary citizens.

《美术生活》办刊理念与编辑特色

1934年创刊的美术类杂志《美术生活》图文并茂,印制精美,内容丰富,设计样式独具一格,呈现出独特的期刊形态。受工商业文明与美术大众化思潮的影响,《美术生活》与美术、生活、生产、消费等联系紧密,消解了精英与大众、艺术与生活之间泾渭分明的现实。本文通过对创刊背景、内容思想、编辑群体、编辑策略的考察,透视其办刊理念与编辑特色,并从肩负救亡图存、推动新美术运动、宣扬新生活方式、发展印刷事业4个方面探究其在期刊行业独特的历史价值。

如何走向民间:赵望云20世纪30年代的田间写生

赵望云被理论界视为中国美术实践“到民间去”的重要代表,其代表性有二:一是持续自觉地到民间写生;二是以国画表现底层民众——两者为“到民间去”的理论设想与中国美术的出路提供了具体方案。理论界的关注源于他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写生行为,但赵望云30年代的写生状态及其作品呈现,与理论描述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错位,即赵望云以“田间”定义自我,与理论视域中的“民间”并非绝对对等,这导致理论的形塑对赵望云的实践产生了部分遮蔽,其原因在于面对“民间”这一空间场域时有各自的理解,背后存在着理论策略、实践认知与个体追求之间的不同。“民间”作为中国美术大众化的重要对象与实践领域,其初期的探索阶段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并作细致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