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方化与地方全球化——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美洲国际法”的斗争

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拉美精英构建的“美洲国际法”(American International Law)表明,拉美国家对国际法并非简单地挪移套用,而是有着与国际法欧洲中心主义斗争的表达与实践。拉美政治家、法学家先是在泛美大会等场合将“欧洲国际法”全球地方化,即证明自身的文明地位,以排除欧洲国际法对拉美的恣意干涉。当他们意识到欧洲国际法的结构性歧视后,则试图以美洲国际法的地方全球化,改造欧洲国际法的实质,从而希望能够取得真正独立、平等的国际地位。拉美精英发挥敢于斗争的精神,以美洲国际法挑战欧洲国际法的普遍主义,并推动构建以绝对不干涉原则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但受到抱持门罗主义的美国干涉,最终丧失多数拉美国家的信任。揭示美洲国际法理念的流变史,可以表明非欧洲国家如何消解欧洲国际法的话语暴力,进而为以中国智慧变革国际法体系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新秩序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参考。

为“新世界”立法?——《国家权利与义务宣言》的国际法理论

关于“一战”前后美国对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想,人们比较熟悉的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国际联盟方案;但对于当时美国一些国际法精英提出来的以国际法和国际司法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新构想,学术界以往关注比较少。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国际法学家詹姆斯·布朗·斯科特的两个代表性文本,展现了后一种思潮的核心主张:倡导以美国法律经验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模板,在国际社会确立基本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建立国际法院,以此解决国家间的争端,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然而,这种脱胎于“新世界”美洲大陆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秩序构想,实际上仍然笼罩在19世纪文明等级论的阴影之下,并且斯科特用以构建这套国际法理论的基础——他所阐述的“美国法律经验”,实际上也不符合美国法律史的实际。

拉美国家领土争端中的国际仲裁

基于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框架,拉美国家形成了一种“美洲国际法”,强调各国有义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拉美各国倾向于将领土争端通过诉讼和仲裁之类的正式法律程序或半司法程序加以解决,但也有不遵守仲裁裁决的情况,如厄瓜多尔废除里约议定书(1942年)和阿根廷拒绝1977年就比格尔海峡群岛案达成的仲裁结果。在拉美,和平最终能够实现,但不是通过司法或半司法的途径,而是通过政治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