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权合作战略视域下的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

海权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中重要的地缘政治流派。继马汉“海权论”和莱曼“制海权理论”之后,美国海权理论在后冷战时代以海军战略转型为核心进行了新一轮发展与演进。海权合作战略是这一时期美国海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海军分别于2007年和2015年颁布了两个版本的《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拜登执政后,美国开始在实践层面强化推进海权合作战略。2021年成立的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是一次重要尝试,为美国海权合作战略提供了实践案例,也对中国的海洋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须采取有效反制措施进行对冲,使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减小到最低程度。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海上威慑实践与中国应对

拜登政府以来,美国以“一体化威慑”调整对华海上威慑策略,其目标指向防止地区热战与海上利益的维护,最大化利用美国“非对称”竞争优势以对中国实施成本强加,最小化中国行动成功的概率以对中国进行风险强加.2021年9月中旬后,美国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作为实施海上“一体化威慑”的重要抓手.该安全伙伴关系的海上威慑实践主要体现在:增强美国海上拒止能力,推动关键盟友威慑能力一体化以及推动威慑范围的延展.但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对华海上集体威慑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比如英国与澳大利亚对美国的追随存在上限,美国战略调动能力与资源的限度,国际与区域规制的约束,以及三国共享核潜艇技术的诸多风险与不确定性.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海上“一体化威慑”实践给中国周边外交环境、海上利益维护以及地区安全与发展倡议带来的挑战,中国应基于“真正的多边主义”稳定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加强中国战略核力量的生存能力与威慑力,进一步发挥中国与东盟“亚洲式”团结优势以进行有力应对.

美国智库中的“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威胁认知、战略设计与中国应对

[研究目的]全面研究美国智库中关于“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认知与设计,有助于中国把握美国当前以战略竞争为主题的重大战略规划与未来决策走向并制定对策。[研究方法]选取美国10所代表性的智库的重要文献作为研究样本,系统分析美国代表性的智库关于“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发起和运行的认知与设计及其重点与难点。[研究结论]研究表明,美国战略界将AUKUS视为威慑和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旨在不同阶段打造可以威慑中国的力量并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但其在内部协调和外部交往上还存在不确定性。对此,中国应统筹发展与安全,在科学技术创新、战略情报评估、威慑能力提高等方面不断发展,并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支持有关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

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削弱东盟中心地位的战略行为分析

美英澳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显示出强烈的进攻性,不仅对国际和地区核安全秩序构成严峻挑战,而且对东盟在地区多边架构的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威胁。美国努力维持其在“印太”地区的领导权,背离了其尊重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削弱了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效率,侵蚀了东盟中心地位的基础,减弱了东盟塑造“印太”地区秩序的能力。东盟成员国之间虽然意见分歧,仍试图通过坚持自己的规范性原则,包容并消解其负面作用。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与东盟无法相互适应,双方在许多安全议题上难以趋同和达成共识。东盟宜保持战略定力,以集体行动应对来自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挑战。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特点、影响与前景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既带有联盟性质,又有别于传统军事联盟,由美英澳各自的军事战略驱动,以军事合作项目为推进重点。该伙伴关系将巩固以美国为核心的同盟与伙伴关系体系,冲击东南亚、太平洋岛国地区等地区秩序,威胁到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特别是南太平洋无核区,模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可能发展成为“印太战略”所依托的机制网络中的核心,但其长期发展受到来自地区自主性、全球发展共识以及“小多边主义”自身的张力制约。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双重性质、战略考量与争议因素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牵头打造的以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为主要战略任务、以遏制中国为核心战略指向的小多边主义安全架构。基于美英澳内部视角,AUKUS可以被定性为正式的国际安全机制和盎格鲁—撒克逊小军事集团;基于印太或全球视角,AUKUS可以被定性为战略大三角和威胁制衡式军事联盟。战略收缩背景下以低成本手段维系印太领导地位是美国主导构建AUKUS的首要战略考量;脱离欧盟后在印太地区彰显“全球英国”战略抱负是英国参与AUKUS的终极战略目标;“中等强国”战略与AUKUS的多重契合点是澳大利亚追随美英加入AUKUS的根本战略动因。围绕AUKUS的构建和运转衍生出了若干争议话题,诸如核动力潜艇与装备核武器的潜艇的边界,AUKUS与印太既有安全架构的关系,小多边主义安排与欧洲盟友的多边主义安全构想以及AUKUS扩容与否等。伴随着AUKUS的正式成型,美国依凭印太联盟体系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日渐清晰。

中澳关系行稳致远,需要澳方相向而行——“当前的中澳关系”学术讨论会述评

中国和澳大利亚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自1972年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贸、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了诸如签署中澳自贸协定、形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澳大利亚加入亚投行等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然而近年来,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日益上升,一向自负又时而自卑的澳大利亚一时难以适应,遂以价值观外交、所谓的国际规则以及国家安全等为由,不时抛出反华、辱华言论和制华举措,致使中澳关系出现波折甚至倒退。中澳关系若想重回正轨,澳方需摒弃过时的意识形态观和冷战观念,摘下有色眼镜,客观、理性和公正地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中方开展互惠合作。

美国推动构建“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地缘战略逻辑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作为美国推动建立的重要地缘战略工具,具有全球与区域双重属性。在全球层面,“三边安全伙伴关系”重申并强化了美国的“海洋原则”,意图以“海权联盟”的“小多边”体系克服“集体行动困境”,重塑美国全球霸权的内核;此举在核不扩散规范方面持双重标准,将对全球军控体系构成挑战。在“印太”区域层面,“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作为美国围堵中国崛起的核心抓手,引入英国及其全球地缘资产,强化在“印太”地区的霸权护持,并与该地区既有联盟机制相互协调,分别在军事尖端科技、政治联盟与安全协作、情报共享领域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霸权地位。“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建立,不仅强化了澳大利亚海军的作战能力与威慑力,而且大幅提升了其在美国全球与地区联盟体系中的地位。

澳大利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与回应

澳大利亚并非南海争端的相关方,却积极追随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在南海问题上反应强烈。澳大利亚学界、媒体和政府在对南海争端的认知与回应中表面持"不选边站队"的中立立场,但实际上明显偏向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南海仲裁案后,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表态虽有缓和,但其借"保护澳大利亚南海国家利益"之名,行"跟随美国共同遏制中国崛起"之实的实质目的并未发生改变。澳大利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受单元和体系层次因素的影响,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不确定性的担忧及美国因素是影响其介入南海及对南海争端认知变化的根本动因。

澳大利亚强化“五眼联盟”合作分析

[目的/意义]近年来,澳大利亚一改此前对“五眼联盟”合作机制讳莫如深的态度,在官方报告中频繁谈及其职能和定位,配合该合作机制调整,并在对华政策方面表现出强硬的一面。对此进行研究,有助于理清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调整的逻辑,对了解西方国家安全合作的走向也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该文通过研究历史资料、官方文件和研究著述,简要梳理了“五眼联盟”的缘起、演变和澳大利亚的参与历程,重点探究澳大利亚强化“五眼联盟”合作的内容、动因和前景,并对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及其走向进行分析。[结果/结论]澳大利亚在“五眼联盟”中由冷战期间主要承担情报搜集职责,转向当前利用该机制对华施压和应对“中国威胁”,打击网络攻击、干预和犯罪,应对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其动因主要包括配合美国推动“五眼联盟”职能调整,对华政策调整和对安全威胁认知的变化等方面。在拜登政府时期,澳大利亚将继续强化“五眼联盟”合作,在安全上追随美国对华采取强硬立场。但澳大利亚也受限于自身对华经济的依赖性、国内对华立场的差异,在对华施压和防范中国方面将有所收敛。

美英澳伙伴关系与“印太”地区阵营化:基于小多边主义的考察

作为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美英澳伙伴关系不仅是一项核潜艇协议,也是拜登政府强化全球联盟的重要步骤,反映了美国试图以阵营化方式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目的。既有研究更为强调美英澳伙伴关系对中国构成的体系压力,忽视了其内在的分歧和矛盾。基于对小多边主义特征的考察可以发现,无论是成员上的排他性、制度上的非正式性,还是功能上的议题导向性,都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美英澳三国合作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内生的局限性,包括目标困境、承诺难题以及牵连风险。由此可见,美国的联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重重危机和矛盾。尽管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美英澳伙伴关系来重振美国的全球联盟体系,但是美澳之间围绕成本分摊、风险分担与利益分歧的争议已然开始显现。美国全球联盟转型的根本问题在于,在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既希望确保自身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利益,又希望让盟国来为冲突与风险买单,长此以往必然会引发盟国的质疑和不满,美国推动“印太”地区阵营化的目标也将面临挑战。鉴于此,中国可以综合使用强制、劝诱和说服三种策略,推动美澳同盟的分化,尽可能确保澳大利亚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持中立、平衡或采取不过分支持美国的态度。

结构刺激与认知差异:澳大利亚对台政策的变量研究

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是国家对外决策理论的两大主要思想流派,澳大利亚对台政策也深受这两大理论思潮的影响。从结构变量上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挟持了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使澳大利亚在安全上依附美国,限缩了对台政策的自主空间;随着中国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澳大利亚无法放弃中国市场,在对台政策上也必须考虑中国的立场。从认知变量上看,澳大利亚国内存在着发展对台"实质关系"与对台"战略自主"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主张。受外部结构刺激和内部认知差异的影响与约束,澳大利亚难以形成目标趋同的对台政策。将结构与认知理论运用于分析澳大利亚的对台政策,有助于掌握不同单元结构下澳大利亚对台政策的形成机制,揭示差异化认知下澳大利亚对台政策的形成过程。

澳大利亚缘何介入朝鲜核危机

朝鲜核危机爆发后,澳大利亚作为紧邻亚洲的国家积极介入其中。澳大利亚基于澳美特殊关系的存在,对提高地区影响力的谋求以及出于国内经济利益、政治因素、安全战略诸方面的考虑,采取了积极介入朝鲜核危机的外交政策。

周边建构与美国盟友的联盟战略——以澳美同盟为例

拜登执政以后,美国加大了对联盟体系的更新与建设,由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日益依赖联盟体系推动其全球战略,盟友关于联盟的战略定位以及与联盟的互动正在成为影响美国联盟体系发展变化的重要方面。当前,对于美国联盟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联盟管理、联盟困境与联盟转型三个方面,对于盟友的分析也多采用霸权国视角。文章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思想,结合源自中国的“周边”概念,通过对比陆权、海权等地缘政治概念,阐释了国家以我为主建构周边的过程,论证了周边建构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突出作用,初步探索了周边的地缘政治内涵。通过引入实力认知、历史记忆、美国介入以及战略时机四个变量,从中观的地区层次分析了美国盟友的周边安全建构对其联盟战略的影响。文章梳理了澳大利亚周边安全建构的历史,运用以周边为核心的理论框架,探讨了在《澳新美同盟条约》以及“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形成过程中澳大利亚联盟战略的演化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联盟战略研究中观地区层次的缺失,指出美国盟友的联盟战略主要围绕其对周边的安全建构而形成。

AUKUS核潜艇合作如何冲击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

核潜艇合作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核心内容。关于这一核潜艇合作项目是否有悖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国际社会存在尖锐的争论。既有研究主要探讨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核潜艇合作与国际核不扩散规范的合规问题,但忽视了其对正在成长中的国际规范的冲击。从规范演化的角度看,违反规范的国家影响力越大,对既有规范的打击越沉重,规范退化的可能性越大。规范的正式程度越低,规范越脆弱,受到冲击后规范退化甚至衰亡的可能性也越大。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最主要的影响在于,三国利用其独特的影响力破坏了成长中的核不扩散规范。长期以来,由于已有的核潜艇合作活动都没有利用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中的军用核动力装置漏洞,使得规避利用该漏洞已经成为一个惯例或成长中的规范。然而,由于美英澳的核潜艇合作涉及大量武器级高浓缩铀的转让,且高调引用了军用核动力装置漏洞,这将对军用核动力装置转让、军民两用物项管制和核“突破时间”这三项成长中的核不扩散规范产生严重冲击。

苏伊士运河危机与澳美关系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美“特殊关系”破裂。作为英联邦成员和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面临两难困境,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对英法入侵埃及的国际影响和美国的反应,澳大利亚支持英法的行动,使澳大利亚在联合国同英法以三个“侵略国”一样陷于孤立。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使澳美关系受到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澳美同盟关系。

后冷战时期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和态度中的美国因素

后冷战时期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总体特征是：用足中国经济腾飞带来的经济利益,同时,关注两国在政体、价值观、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融合对华接触和地区接触战略,以多边组织制约中国行为;承认中国地位上升对地区战略格局的影响,但力阻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地区主导力量,美国因素时常影响澳对华决策和态度。

美英澳三国新防务合作探析

2021年9月15日,美英澳发表首脑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升级版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计划在防务安全相关的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其中包括美英支持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此项合作利用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漏洞,有可能造成核材料、核技术的扩散,甚至可能推动核动力潜艇的进一步扩散。该项合作表明美国在防扩散问题上持有多重标准,其地缘安全考虑超过了对核扩散的担忧。美英澳潜艇合作是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具体体现,也是拜登政府重构同盟关系的重要尝试。从"重返亚太"到"亚太再平衡",再到所谓"印太战略",美国逐步完成战略重心的转移,并调整其军事战略,美澳防务合作因此不断加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虽然仍充满不确定性,但必定将在多个方面影响亚太地区的战略图景,防扩散前景堪忧,区域政治开始呈现集团化对抗的趋势。

进攻性联盟、模糊性威慑与AUKUS的战略性扩张

2021年9月15日,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英澳三国基于追求权力最大化、改变既有国际秩序的扩张性动机,构建进攻性联盟。美国企图巩固印太地区霸权;英国试图提升印太地区影响力,推动“全球英国”构想;澳大利亚希图扩张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强化南太平洋区域强国地位。AUKUS的威慑功能具有模糊性,主要体现在威慑对象及触发条件的模糊性。其模糊性威慑主要包括模糊性威慑的信号功能、震慑功能、作战功能、信息和情报共享功能、军工合作功能。AUKUS通过模糊性威慑功能实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性扩张;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和阻挠中国统一进程;诱使印度深化与三国战略合作;引发东盟国家意见分歧;加速欧盟防务自主进程;削弱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恶化地区安全形势,对全球及地区安全局势产生消极影响。

东盟六国对AUKUS的反应差异分析——基于非对称安全依赖与威胁认知的解释

美英澳宣布组建AUKUS的举动引发东盟高度关注,但东盟各国对AUKUS的反应却存在明显差异。结构层次的非对称安全依赖和单元层次的威胁认知是影响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泰国等东盟六国产生立场差异的主要因素。印尼、马来西亚对美国的非对称安全依赖程度较低,但将地理邻近的澳大利亚视为重大安全威胁,并且担心域外大国过度介入致使东盟陷入选边站困境,因而对AUKUS持反对态度。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对美国的非对称安全依赖程度较高,且都对中国带来的“威胁”感受强烈,因而总体上对AUKUS持欢迎立场。泰国尽管对美国的非对称安全依赖程度高,但对邻国、地区大国及域外大国的威胁认知较弱,因而倾向持谨慎观望态度。东盟国家对AUKUS的差异化反应加剧了东盟内部分裂,使美国与东盟关系复杂化,也影响和干扰了中国与东盟的团结合作。由于东盟是中国应对AUKUS时的重要合作对象,因此中国需对东盟各国不同的态度立场加以辨别,进而做出精细化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