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与美苏缓和关系研究

二战结束以后,美苏逐渐从战时的盟友走向了相互对立的敌人,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美苏逐渐从对抗走向了缓和,又从缓和走向了对抗,核军备竞赛使得美苏双方疲惫不堪,《美苏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签署的。《美苏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能够成功签署,国际因素、美苏两国的国家因素、以及卡特和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维也纳会议,两国增强了理解,交流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有利于稳定国际局势;《美苏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原则和指导方针的联合声明》以及《条约拟定草案》,对世界核裁军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研究《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有助于更好地认识70年代后期美苏关系。

美苏缓和态势下的中东政治格局

东欧局势的急剧变化及美苏双方长期冷战的终止预示着一种“世界新秩序”正在逐渐成形,今年9月9日美苏首脑的赫尔辛基会晤将这一进程推向了一个新的起点,布什在赫尔辛基发表讲话说:“

从雅尔塔到富尔顿:对美苏冷战史的反思

本文以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达成秘密协议出卖中国主权事件作为切入点,反思二战后的美苏冷战史。通过对比罗斯福的战后世界格局的总体设计和杜鲁门—丘吉尔在战后的实际决策,可以发现:美苏冷战的起源在于美英集团偏离了雅尔塔所确立的美苏合作共同管理世界的默契,但是,雅尔塔精神,即美苏合作,共同控制和主宰后来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广大区域,也自始至终贯穿了整个冷战年代。一般的冷战史将美苏之外的广大区域边缘化,而中国恰恰被包含在这个广大区域内。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主要解释为捍卫双方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这是一般的冷战史的一种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然而,本文的论述努力说明:冷战期间大国之间大多数时间的“缓和”,其地缘政治对手和战略目标是指向前殖民地争取民族解放的国家。

新现实主义视角下从“缓和”看“重启”

在新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下,各个行为体在体系中有着各自的运作模式以及各个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理论框架下探讨20世纪70年代两极对抗中的"缓和",和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与俄罗斯谋求"重启"的共性和差异,以及对"重启"走势的评估。

高尔德曼教授谈东西方缓和问题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教授、前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耶尔·高尔德曼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就东西方关系问题进行了座谈。他的主要观点是: 一、缓和一词长期以来被用以说明敌对双方关系的和解。四十年来美苏关系经历了很多曲折。到了七十年代,美苏之间出现缓和,双方关系在下述条件下得到了改善:(1)双方都想解决相互之间的主要问题;(2)双方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愿意缓和。美苏缓和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限制可能导致战争爆发的因素;2.

1970年古巴潜艇基地事件与美苏关系的缓和

1960年代末,美苏的力量对比和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两国根据各自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都不约而同地有了缓和两国关系的要求。1970年发生在古巴西恩富戈斯的苏联潜艇基地事件,检验并肯定了当时两国缓和的可能性;美苏缓和的要求也促进了该事件的顺利解决,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苏攻美守的新的冷战态势。

略论美苏关系的缓和和日本在国际上的作用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新的重要变化。为了能较为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种变化灼特点及其趋势,有必要对国际形势中的一些新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拟就当前人们所关注的美苏关系的缓和和日本在国际上的作用两个问题略作初步探讨。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主要分为五大议题:苏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美国精英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危机管理;阿拉伯国家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内幕;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过程;石油武器与第四次中东战争。从研究资料来看,大多数学者依据当事人回忆录、期刊报纸和政府公报;从方法论来看,学者们多采用史学方法。此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研究成果几乎被西方学者垄断,使学术偏见难以避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尝试依然处于起步阶段。随着美国、俄罗斯、以色列、阿拉伯国家等相关外交档案与政策文件逐步解密,重新审视该议题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之研究——交涉停滞与进展的原因分析

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当时进行得异常艰难漫长。双方在反霸条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使谈判陷入了长期化。导致这种对立产生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推行对苏缓和政策。缓和不仅打破了美国对中、苏关系的平衡 ,使中、美“准同盟”发生了动摇 ,而且带来了远东地区大国政治构图的变化 ,使中、美对苏联的政治对决重新返回到只有中、苏紧张对立的状态 ;缓和还使日本的对华外交路线发生了改变 ,三木内阁为了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 ,把外交坐标从田中时代的追求与中、美建立两等边三角形关系转变到与中、苏保持等距离的轨道上 。

海湾危机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海湾危机形成具有多方面原因,并产生巨大影响:它引起阿拉伯世界内部严重分化,使中东问题更加复杂化,反映了美苏缓和的形势下世界并不太平,标志着美苏在地区冲突问题上进行合作,联合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海湾危机也对世界经济形成很大冲击。危机后,美国将更加放手在中东建立它领导的地区新秩序,中东地区的各种复杂矛盾不会消失。

九十年代的亚太与中国

去年10月,来自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及北京、江苏、浙江、上海的学者聚会上海,一致认为,在经历了战后世界政治舞台从未有过的戏剧性变迁之后,21世纪还能否成为亚太世纪,那就要看亚太经济能否适应新的情况,合作与发展能否达到一种新的水平。中外学者们认为,90年代是亚洲太平洋地带政治格局转换和重新组合的年代,其演变的快慢一部分取决于美苏缓和范围的扩大和亚洲阿富汗、东埔寨、朝鲜等热点问题的解决。

卡特政府对苏缓和政策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卡特政府执政后,延续了尼克松与福特政府的对苏缓和政策,特别是把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作为一项重要议题予以继承和推进。卡特政府在前任政府既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美苏的战略核武器提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建议。虽然谈判双方各有优势、矛盾重重,但都不断调整立场,最终达成了更能体现美国优势和利益需求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作为美苏核军控的一项重要成果,即便条约后来没有生效,但双方都愿意实际遵守之,足见其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

“五一”节:从60年代到100周年前夕

在1960年和1961年时,纽约“五一”节委员会仍无权使用联合广场庆祝“五一”节,而第十四大街商人联合会却可以把它作为“美国联合广场”。1961年,劳动和人民“五一”节委员会不得不在华盛顿广场庆祝“五一”节,但不许使用扬声器,理由是它们会干扰纽约大学上课。然而还是有2500人在华盛顿广场集会,要求“和平、工作、平等”。随着麦卡锡主义的衰落、美国国内斗争的加剧和美苏缓和的发展,形势开始有所变化。1962年,保卫人权法案“五一”

1954年柏林四国外长会议的缘起

1954年在柏林召开的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是在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趋势的情况下最早举行的一次高端会晤。本文从1953年美苏对外政策的转变,亟待解决的欧洲问题以及英法对四国外长会议的推动三个方面,探讨四国外长会议的缘起。文章认为,美苏新领导上任后对各自对外政策的调整,二战后欧洲亟待解决的德国和奥地利问题以及欧洲安全问题,英法两国对四国高端接触的推动,是1954年英法美苏柏林四国外长会议召开的主要原因。

论中美制苏安全协调关系的缘起、内涵及其历史影响(1971—1977)——以温斯顿·洛德档案为中心

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对华威慑日甚,为避免苏联摧垮中国、获得麦金德式霸权,尼克松政府借助“联华制苏”战略,助推美苏关系“缓和”,据此构建五大力量中心稳态。本文基于温斯顿·洛德原始档案,界定“中美制苏安全协调关系”并解析其内涵,探究中美在安全领域的战略互动及其牵引下的冷战转型。鉴于毛泽东对联美外交施加限制,1977年前中美制苏安全协调关系以局部战略协调而非全面战略合作为特色,具有权宜之计而非战略之锚特性。同期,中美就三大议题实现历史性切割,并在四大维度形成配合与分歧共存的独特协调态势。中美针对安全议题的频繁互动,两国就地缘热点的政策协调,美国默许西欧首开对华军售以及美欧联合“有限武装扶华战略”等,一同构成中美制苏安全协调关系的核心内容,共促两国现实主义外交革命,助推了亚洲冷战的基本终结。中美制苏安全协调关系为20世纪80年代初对苏“新冷战”条件下两国搭建“初步战略关系”铺垫了必要准备,这一关系与美苏战略“缓和”反向联动,是助推全球冷战落幕的重要动因,亦构成新中国参与冷战转型的核心叙事。

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

从1958年开始,中苏之间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逐渐产生了分歧。与此同时,中国与印度在国际领域的友好合作也遇到了麻烦。1959年初,中印纠葛因西藏问题引起,苏联支持中国的西藏政策,但回避了对印度的指责。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莫斯科采取了中立态度,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赫鲁晓夫访美后来到北京,试图说服中共放弃激进政策,融入缓和进程。毛泽东对苏美亲近早有怀疑,力劝赫鲁晓夫改弦更张。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激烈争吵,会谈不欢而散。尽管事后中苏都意识到彼此团结友好的重要性,但1959年10月中印边界冲突升级进一步刺激了赫鲁晓夫,而毛泽东则不能再容忍苏联对美国软弱和妥协的政策。中苏矛盾表现在中印冲突问题上,其实质却是对苏联与美国接近及缓和政策有不同认识和立场。于是,中苏几乎同时做出决定,公开发表各自对于革命、战争、和平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中苏分歧由此公开化。

尼克松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性转折─—悼念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尼克松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性转折─—悼念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张也白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因患中风，于４月２２日晚在纽约逝世，终年８１岁。我国领导人在电唁他的逝世时称他是“一位具有战略远见和政治勇气的政治家”，赞扬他“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同毛泽东主席和周...

“卡特主义”剖析——兼论缓和政策

"我们必须坚决阐明我们的立场,任何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外来势力都将被认为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侵犯,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武装力量在内,来反击这种企图"。这是美国前总统卡特在1980年1月23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对中东地区出现的一系列危险情况所做出的强烈反应,这被称为"卡特主义"。

1976年苏军“米格-25”战机叛逃日本事件考论

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5型截击机凭借高超音速飞行性能震动西方。美国对苏常规军力的夸张研判,助推着同期美苏“缓和”的构建。1976年9月,苏军中尉别连科驾驶米格-25叛逃日本,通过拆解、研究这架米格-25,美国认为西方高估了苏联军事航空工业的实力,开始重估苏联的真实技术实力及国家发展模式效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攻美守”的被动态势下,美国鹰派就此增强了制苏战略信心,对苏强硬派决意抛弃“缓和”而重归对苏施压,这开启了摧垮苏联的“新冷战”的决策逻辑与战略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