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东政策调整与中、美、阿关系互动

迫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外舆论压力,布什政府从2007年开始调整中东政策,把遏制伊朗作为政策重点。为此,美国重新扮演了巴以和平调解人的角色,主动缓和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美阿关系的发展对正在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中东仍是美国对外战略关注的重点,"美国因素"在中阿关系中会更加频繁,三者互动将更为密切。中国对中东问题的积极立场及对中东事务的主动参与,对于推动中、美、阿关系的良性互动将产生深远影响。

反美情绪缘何高涨

“9·1 1”事件一年多来 ,人们对美国遭袭的同情已经减弱 ,代之而起的是世界范围的反美浪潮。本文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是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反美情绪上涨也各有其具体原因。公关挽救不了美国的形象 。

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的阿富汗反恐战略的转向——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

美国阿富汗反恐战争持续了20年,最终以大撤离收场。欲理解美军的最终撤离,有必要重新梳理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的美国的阿富汗反恐战略的转向。就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阿富汗反恐战略的转向而言,其战略目标转向推动美塔和谈与收缩阿富汗反恐战线,其战略原则转向"美国优先",战略手段转向"脱离接触"。背后的逻辑在于,体系层次上的实力分布、反恐战略环境的约束性塑造了战略调整态势,单元层次上领导人意志及政治精英博弈增强了内部刺激,体系与单元的复合作用催生了美国阿富汗反恐战略转向。而拜登政府时期,美国阿富汗反恐战略延续并强化了上述转向。总体而言,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转向既是一种止损,也是为将其国家安全战略重心转向大国战略竞争服务。

“泛阿拉伯主义”在美国媒体的“帝国”意象

20世纪上半叶,面对阿拉伯人的统一诉求,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美国媒体,结合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的刻板印象,将“泛阿拉伯主义”附会到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进而视其为西方文明的对立面。纳赛尔掌权后,美国媒体出于对埃及亲苏外交的敌视,纷纷指责埃及政府试图仰仗苏联支持,建立“阿拉伯帝国”。随着埃及(阿联)与苏联之间矛盾的加剧,美国舆论界仍继续敌视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认为纳赛尔建立“阿拉伯帝国”的“野心”虽然导致其与苏联的纷争,但仍是西方的威胁。美国人对纳赛尔的敌视,虽然伴有强烈的冷战心态,但他们频繁以“阿拉伯帝国”或“穆斯林帝国”的历史意象,比附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实践,实际上是对“东西对立”叙事模式的延续,反映出西方世界长久以来对“伊斯兰征服”的历史记忆,并连带着对中东地区整合倾向的担忧。

美国应对泛阿拉伯主义的超冷战考量(1955～1960)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应对苏联向叙利亚的"渗透"时,也担心亲西方的伊拉克试图趁乱"吞并叙利亚"。而在认识到开罗与莫斯科之间的矛盾后,杜勒斯等人并没有因为共同的"反共"诉求,而停止对纳赛尔试图"称霸阿拉伯世界"的敌视。华盛顿对伊拉克哈希姆王朝及纳赛尔的"泛阿拉伯野心"的顾虑并没有因为其对苏联"渗透"的抵制而打消,这反映了美国对"地区稳定"有超冷战因素的战略诉求。

拜登政府“脱身”阿富汗:过程解构、影响与未来走向

通过解构拜登政府“脱身”阿富汗政策的过程发现,其不仅秉持撤军与和平谈判“脱钩”处理的原则,而且其确定“脱身”阿富汗政策、凝聚国内外共识、抛出美版阿富汗和平方案和“金盆洗手”四步骤是交叉进行的。“脱身”阿富汗既让美国完成了对华政策由接触到战略竞争的大调整,又让阿富汗再次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利益攸关方博弈的场所,还让美国有更多的精力聚焦于国内社会与经济发展。当前美国对塔利班政权实施以“孤立”为主基调同时辅之以“接触”的政策。未来,美国不会再直接军事介入阿富汗,而且也反对其他国家用武力改变阿富汗政治现状。美国将继续对阿富汗实施“超视距”反恐,但效果有待继续检验并易招致塔利班政权的反对。美国与塔利班政权在无区别反恐、保障人权和建立包容性政府等重大议题上存在根本性矛盾,美阿关系难以掀开“新篇章”。

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纳赛尔的态度转变——以美国的地区关注为视角(1957-1960)

从1957年开始,艾森豪威尔政府逐渐认识到开罗与莫斯科之间的矛盾,但杜勒斯等人对纳赛尔试图'称霸阿拉伯世界'的敌视,严重阻碍了美埃两国关系的和解。而后来两国关系的改善,并非完全出于纳赛尔的反共姿态,还在于阿拉伯内部关系的缓和,使得美国政府逐渐认为纳赛尔正将精力由'地区扩张'转向'国内发展'。然而,尼克松等人对纳赛尔试图'称霸阿拉伯世界'的猜忌并没有消失,甚至为后来的民主党政府所继承。华盛顿对纳赛尔'地区野心'的排斥,说明美国并没有因为所谓的'冷战棱镜'而忽视对地区固有问题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