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时期美韩同盟升级及中国对策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不断恢复并强化美韩同盟关系,在尹锡悦政府上台后美韩同盟由传统的军事安全同盟逐步升级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美韩同盟升级呈现为:美国修复并加强美韩同盟关系,构建美日韩三边“准同盟”;韩国安全上继续追随美国,经济上深度捆绑美国。拜登政府“拉韩制华”的地缘战略考量与尹锡悦政府“倚美亲美”的追随外交共同作用,形成合力。从升级效果上看,美韩同盟升级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南北双方的安全困境,降低了韩国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反噬了韩国国家安全。但同盟仍受到美韩国内政治因素、韩日历史因素的制约。为应对同盟升级的对华指向,中国应该及时捕捉对话时机,加强中韩高层交往,加深经济合作以及拓宽民间沟通,为自身营造相对安全、宽松的周边环境。

美韩同盟中韩国的同盟困境、行为选择及未来走向

虽然美韩同盟一直是韩国最为倚重的对外关系,但自同盟成立伊始就呈现“美主韩从”的非对称性特征,韩国也一直是美国锚在东北亚的“棋子”。“美主韩从”的这种非对称性特征使韩国面临着被“抛弃”和被“牵连”的两难同盟困境。出于减缓这种两难同盟困境的考虑,韩国在对外行为中遵循着“追随美国前提下谋求自主性”的行为选择逻辑,并在安全、经济和外交等领域进行了谋求自主性的尝试。鉴于区域与全球地缘环境的巨变,未来韩国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很难发生,而大概率会卷入被“牵连”的同盟困境。

美韩同盟70年:走向“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态势

2023年是美韩缔结同盟70周年。两国关系朝全球、全面、战略同盟方向演进,同盟对美、韩两国的战略重要性上升。美韩同盟合作地理范围超越朝鲜半岛,向亚太地区和全球扩展;同盟合作领域不断延伸,从冷战时期军事同盟扩展到经济同盟、技术同盟、价值观同盟。尹锡悦政府提出构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取得一定进展:美国重申对韩核保护,“延伸威慑”升级。美韩协调推进“印太战略”、全球性合作,进一步加强经济、科技、价值观合作。展望未来,“全球全面战略同盟”构建仍面临多重制约。

冷战时期美韩同盟信任危机析论——以1968年美韩外交争执为中心

1968年1月,朝鲜半岛接连发生了"青瓦台事件"和"普韦布洛"号危机。在为两起事件定性和努力缓和紧张局势的过程中,美韩同盟内部产生巨大分歧,互信关系严重受损。表面上看,此次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是美韩双方对1968年朝鲜对韩国安全"威胁"的认识大相径庭,更深层次的根源却在于长期以来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和对国际事务认知方式的显著差异。比照格伦.斯奈德的"同盟困境"理论,从更长的时间段来观察,还可以发现冷战时期美韩"同盟困境"的外在表现形态有其自身特点,防止"受牵连"和"被抛弃"的手段也较为独特。

结构性权力视角下的美韩同盟变迁

结构性权力涉及安全、政治、经济、文化四个维度。作为一种整体的关系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对于解释同盟关系变迁有很大效力。检视美韩同盟关系变迁,安全结构始终是影响美韩同盟变化的主导因素,政治结构主要发挥中介协调作用,经济结构具有派生性且功能不断增强,文化结构发挥着潜在作用。基于结构性权力的视角,未来美韩同盟将由单一性质的军事同盟向安全内容更为丰富的同盟发展,这对东北亚安全格局将产生重要影响。

美韩同盟强化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美韩同盟缘起于朝鲜战争,维系在冷战环境中,是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东北亚安全困境的症结之一。21世纪初美国出于护持其东北亚地区主导地位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采取了同步强化美日、美韩同盟的政策。近年中国东南海疆困局与美国重返亚太的重合性令人疑虑美国正在推行新的遏制中国崛起政策。2010年3月以来朝鲜半岛事态的发展具有超越韩朝争端剑指中国的特点,令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开始步入困局。美韩同盟强化是美国在东亚为遏制中国崛起谋篇布局的组成部分,韩美日同盟发展的东北亚小北约走向对中国东亚地缘安全利益产生巨大影响。如何应对美韩同盟强化所带来的东亚地缘安全挑战,护持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

特朗普—文在寅治下的美韩同盟:分歧与协调

美韩同盟是典型的不对称同盟,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美韩同盟关系也会有所波动。2017年1月特朗普总统上台,同年5月文在寅宣誓就任韩国总统,美韩同盟也随之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要求韩国在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上做出让步,在对华政策上将中国界定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作为韩国政坛进步派的代表人物,文在寅总统强调在韩美同盟内的"自立性",主张尽早收回韩国军队的战时作战指挥权,争取实现较平等的韩美双边关系,希望修复上届政府时期受损的韩中关系。美韩之间在其他领域内也存在分歧。目前来看,韩国在尽力协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分歧的存在暂不会从根本上撼动美韩同盟。从外部因素和外部威胁角度来看,韩国仍将坚持美韩同盟作为外交安全最重要的支柱。

利益差异、战略分歧和美韩同盟关系的再调整

结盟是相关行为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根据自己的安全战略而进行的安全合作安排,盟友之间因安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战略分歧和利益差异也将会导致同盟关系的调整。美韩同盟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具有防御性且主要着眼于半岛安全之同盟的性质,但进入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基于安全环境和战略利益的变化,美韩两国对同盟关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之后的美韩同盟虽然在联合指挥协调机制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从整体上看美韩同盟在本世纪初的调整则是一个走向强化的过程。

“美国优先”及其对美韩同盟的影响探析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执政理念,迎合了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世界观和利益诉求。"美国优先"的逻辑出发点是振兴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对内,通过鼓励制造业回流、加强边控修复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各项国家职能;对外,通过调整国际经济、同盟制度,打压"修正主义大国"、"流氓国家"和"跨境威胁团体",为重振美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特朗普政府也因此对美韩同盟进行了一次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调整。制度层面,特朗普政府要求重修《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分配防卫义务;国际行为体层面,特朗普政府希望韩国加入"印太战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同时要求韩国配合"极限施压"政策迫使朝鲜弃核。特朗普政府在大部分议题领域都实现了既定政策目标,并以美韩同盟再调整为筹码,向其他谈判对手施压。但是,上述调整也加剧了同盟内部的不平衡性,削弱了同盟的道义基础,暴露了两国在同盟未来发展方向上的分歧。

试析冷战后美韩同盟关系的变化

美韩同盟关系是研究东北亚战略格局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析变量。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冷战结束后美韩同盟关系在结构上所发生的变化 ,对这种变化的状态、动力以及限度进行系统的分析 ,以求对冷战后美韩同盟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前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文章同时指出 ,这种变化必将对未来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势产生新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论证 。

尹锡悦执政下的美韩同盟与东北亚阵营化趋势

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奉行"联盟优先"的外交政策。在东北亚,美国全面提升美韩同盟,同时加强美日韩三边联动,力图将东北亚变成全面遏华的前沿和支点。朝鲜做出长期与美国进行对抗的准备。随着韩国大选尘埃落定,美韩同盟向“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快速转型,在加强域外军事活动以及经济安全方面不断升级,将导致朝鲜半岛局势更为动荡,南北对立更为严重。加之俄乌冲突,东北亚地区阵营化趋势已经逐渐显现出来。中国可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确保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

美韩同盟与1954年日内瓦会议

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议题之一是朝鲜问题。在日内瓦会议之前和期间,美韩两国就韩国赴会、朝鲜统一等问题展开交涉,而美国为维护美韩同盟关系,不断向韩国提出的条件做出妥协让步。印支局势的恶化改变了朝鲜问题谈判的节奏,美韩在会议上的协调使美国态度走向强硬,成为导致会议无果而终的重要原因之一。美韩之间围绕日内瓦会议的互动为认识冷战时期阵营内部关系与两极国际格局的分化对立提供了一个历史断面。

美国的对韩认识与美韩同盟关系走势分析

美韩同盟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轴辐式”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地缘价值及战略地位依循美国政界人士对韩认知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发展样貌,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漠然轻视”到拜登总统的“高度重视”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韩国试图从美国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彰显了其谋求“战略自主性”的尝试,美国基于全球战略的通盘考量,则期望美韩同盟突破仅限于朝鲜半岛的适用范围限制,向更为广阔的亚太地区乃至印太地区拓展,不断激活和增强美韩同盟的“战略灵活性”。韩国的安保战略时时陷入谋求“战略自主性”与“对美依附性”之间的两难困境中难以自拔。

国际政治博弈中的武力展示:基于美韩同盟及上合组织军事演习的分析

军事演习作为战争的演练与准备,是国家的一种重要战略手段。冷战后,随着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与安全观的演化,军事演习成为冷战后突出的国际现象,日益超越传统的军事范畴而被赋予更多的涵义,并且在国际关系领域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美韩同盟框架下的"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在朝鲜核问题上的政治博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和平使命"联合军事演习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同样显现了巨大的价值。

美韩同盟的运行机制及其演变

机制建设是同盟建设的重要方面。60余年来,通过一系列合作机制的构建,美韩同盟已成为历史上关系最为紧密和机制化水平最高的同盟。美韩同盟的基本运行机制形成于冷战时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冷战后,随着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以及美韩两国安全战略的调整,美韩同盟及其运行机制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由于受到政治力量左右分化因素的影响,不同政府时期的美韩同盟机制的调整方向不同,在进步的卢武铉政府时期美韩同盟走向弱化,在保守的李明博政府和朴槿惠政府时期同盟关系则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加强。文在寅政府执政以来,围绕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的推进,美韩同盟及其运行机制再次进入了调整期,从而使美韩同盟在联合指挥体系具体将形成怎样的合作机制等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美韩同盟遭受“脑死亡”之苦

2019年11月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周刊采访时直言:旧的欧洲大陆正处于“悬崖边缘”,北约遭受着“脑死亡”之苦。老马的“金玉良言”招致欧盟及欧洲多国批评。德国总理默克尔指责马克龙发动了“四面出击”;美国媒体更是不客气地相讥此言乃“蓄意挑衅”。由此看来,马克龙砸出去的这块“砖”,激起了大西洋两岸的“千层浪”。究其实质,缘于这场论战关乎对作为冷战“僵尸”北约之存在价值或死亡标准的思辨。

中国对美韩同盟的认识与新安全观

随着韩国总统李明博、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上台和天安舰、延坪岛事件的发生,美韩军事同盟更强化、更宽泛、更全面、更战略,提升为多元全方位的同盟关系。虽然美韩强调同盟对地区与半岛和平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却感受到了对美韩同盟的隐忧。笔者从同盟理论定义所蕴含的潜在含义、美韩同盟的特殊所蕴含的潜在威胁、韩国双重结构所蕴含的潜在矛盾、美国深层意图所蕴含的潜在危害、中国国内因素所蕴含的潜在困惑、地区安全困境所蕴含的潜在挑战进行解释,强调中国应该对美韩同盟的本质有清醒和充分的认识,并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宣扬中国的地区新安全观。

朝鲜停战谈判与美韩同盟的形成

学术界关于韩美同盟的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双重遏制和共同遏制。本文利用《美国外交关系文件》和《解密文件参考系统》,从"同盟困境"的理论视角,分析了美韩同盟的形成和性质问题。通过对史料的解读认为韩国对"被抛弃"和美国对"受牵连"的忧虑是美韩结盟时的最主要心态,从而也决定了美韩同盟今后的走向和性质。

从美国对韩经济援助看美韩同盟关系

经济援助外交是经济外交中一种有效的方式。“二战”后,作为最早开始经济援助外交的美国,对其盟国韩国给予了大量经济援助,扶植其经济发展,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再次给予韩国经济援助。文章试图通过对比各时期美国对韩经济援助政策的不同,来分析制约美韩同盟关系发展的原因及其未来走向。

"价值"与"负担"--李承晚政权时期的美韩同盟

李承晚时期是美韩同盟的奠基阶段,同盟对外遏制共产主义与对内规制盟国行为的功能通过美国对该政权的政策得到了生动体现。通过解读美国对李承晚政权内外行为的政策,可揭示出该政权在美国决策层中形成"价值"与"负担"的双重认知,进一步剖析美国在冷战背景下由国家安全和制度竞争双重目标带来的决策困境——在遏制共产主义与规范盟国行为之间的两难选择,从而以李承晚时期美韩同盟为个案。探讨冷战时期的政权特性与同盟关系之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