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群书治要》所引《说苑》之校勘功能及其“治要”意义

刘向编撰《说苑》,目的在于言政事得失,并以旧事为戒。全书有二十篇,首两篇分别题为“君道”与“臣术”,则全书乃与治国相关明矣。卢文弨《新校〈说苑〉序》:“此书之言治术略备矣,人主得此亦足以为治矣。”其书主题与唐人魏征等所编《群书治要》之昭德治国,盖亦有所相合。《说苑》全书可分845章,《治要》援引其中38章,占全书4.5%。文章以《群书治要》引用《说苑》为主题,先从文献学讨论如何利用诸本《治要》校勘今本《说苑》,复就《治要》援引之文分析其选录《说苑》之原委,讨论《治要》摘取《说苑》篇章与“治要”之关系。

精神意蕴与当代价值:《群书治要》中的齐鲁文化

《群书治要》作为唐朝初年为安定国家社稷所编写之治政精华,包含着隋唐前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优秀思想。齐鲁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孕育了儒家、法家等诸多学派的区域文化之一,内含着治国理政、修身养性等重要的文化内容,成为《群书治要》选编之重点。挖掘《群书治要》中的齐鲁文化,其中内含的仁民爱物、守诚抱真、厚德载物等精神文化,不仅引领中华文化“更上一层楼”,而且对中国社会发展各方面都影响深远。齐鲁文化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刻引领力,值得传承与弘扬。

金泽本《群书治要》所引《荀子》与刻本、今本《荀子》校订丛札

唐代魏徵等人奉敕编写《群书治要》一书,原书共五十卷,其中卷三十八载有《荀子》之文。从校勘学的角度对金泽本《群书治要》所引《荀子》进行分析,运用对校、他校、本校的方法,以金泽本《群书治要》所引《荀子》对今本《荀子》和天明本《群书治要》所引《荀子》进行校勘,提出校释意见八条,希望有益于《荀子》之后的校勘工作。

《群书治要》编撰人物考——兼论“贞观之治”的理论溯源

《群书治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佚存文献,其编撰人物涉及“贞观之治”政治理论溯源问题。目前,《群书治要》编撰者的著录情况较为混乱,有待统一;在清代学者阮元的影响下,学界亦流布着“《群书治要》实成于萧德言之手”的说法,亟待澄清。考察和梳理《群书治要》在古籍中的记载情况,结合相关唐史史料,辨析编撰者信息表述差异的原因,考证确切的编撰者角色,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群书治要》的核心编撰人物为魏徵,编撰团队构成及其前后次序可确定为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高规格的编撰团队保证了《群书治要》思想的系统性、取材的精要性以及应用的实效性。《群书治要》集中体现了贞观时期以儒学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精神,呈现出唐初政治史、思想史相关问题的具体样貌,是初唐时代精神的结晶。

《群书治要》史鉴意识的政治叙事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盛世时代,其重要的治理理念即“以史为鉴”。《群书治要》是贞观君臣重要的资政参考文献,对大唐盛世的出现发挥了理论引领作用。通过对《群书治要》的文献分析,可得出贞观君臣史鉴意识的二重内涵:一是根植深厚中华文明,在宏观层面把握历史文化整体的基础上探讨天下治理问题,体现出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合理主义结合的自觉,表现出组建学习型乃至学者型执政团队的意识,彰显出重建重视学术传统的大一统政权的雄心;二是基于对内在人性认知,以及外在大一统政治特质,在具体层面聚焦帝王群体,勾勒古代帝王群像之“事”以明治乱兴衰之所由,探究古代帝王为政之“理”以明君臣职事之所涉,体现了“尊天命”与“重人事”并重的进步史观。

《群书治要》引《盐铁论》异文研究

将中华书局版《群书治要》第四十二卷与《盐铁论》相互比勘,参考《盐铁论》明嘉靖三十二年序刻本及相关古籍,共校勘异文十五则。通过校勘,订正现版《群书治要》与《盐铁论》对古籍的误改、误解之处,使古籍更接近原貌,以利于读者准确理解《群书治要》引《盐铁论》的异文。

《群书治要》的观人之道

《群书治要》的观人之道体现在观言、观事、观行、观友、观德、观佞、观心、观诚八个方面。观言,就是要观察一个人的言语;观事,就是要看一个人所做的具体事情以及如何去做;观行,就是要明察一个人的正邪;观友,就是要观一个人结交的朋友;观德,就是要观一个人的德行;观佞,就是要辨别出哪些是奸佞小人,以便远离这些人;观心,就是要观察一个人是否有仁爱、恻隐、同情之心;观诚,就是要依照事物所呈现的面目进行全面观察。

《群书治要》的得人之道

自古谓千金易得,人才难求。识别并求得自己所希冀的人才,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而言,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群书治要》一书的得人之道可以概括为以善感人、以礼敬人、以富安人、以公待人、以诚动人、以德教人、以道成人等七个方面。这为我们在得人方面提供了诸多宝贵的方法和原则,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黄石公三略》西夏译本注释来源初探——以与《群书治要》本注释的比较为中心

本文首次对《黄石公三略》西夏译本中一部分注释的来源进行了考察,将其与初唐的《群书治要》中所保留的《三略》古注作了逐一对比,结果证实了西夏本注释多袭引古注,但在文字上又常加以扩充,还在以前未见有注文的正文后新加注释,这使得注文的篇幅较之古注大大增加。

试论《群书治要》中官吏清廉的生成机制

成书于唐朝贞观年间的《群书治要》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官吏清廉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古圣先王试图通过兴教、举孝、正德、崇俭、厚禄、考绩等多元的治理手段来构筑育廉、选廉、化廉、尚廉、养廉、赏廉的全方位的官吏清廉生成机制,这对于我国建设为民、务实、清廉的公务员队伍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民贵君轻 富而后教——《群书治要》民本思想研究

民贵君轻、以民为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群书治要》作为一部治世要典,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义。本文从贵民重民、爱民恤民、富民利民和恕民教民四个方面,对《群书治要》中的民本思想的内涵进行挖掘与分析,旨在为在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当中,更好地处理干群关系、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理论借鉴和施政参考。

《群书治要》的治道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群书治要》是一部中国古代治道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从天人合一,效法天道;修身为本,修己安民;为政以德,正己正人;仁者爱人,义者循理;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德治为主,刑法为辅;民贵君轻,以民为本;治民之道,务笃于教八个方面系统梳理全书的治道内容,解说其丰富的思想蕴含,为当今国家治道难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启示,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历史镜鉴中追寻治理之道——《群书治要》及其现代价值

《群书治要》是成书于唐代贞观年间的一部匡政巨著。编纂者以"务乎政术,存乎劝诫"为宗旨,从14000多部、89000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计65部约50余万言。《群书治要》作为唐代之前中国历代典籍的选萃本,不仅汇集和保存了中国文化诸多重要典籍之精要,具有独特的文献学价值,而且包含着中国古人立德修身、读书治学、识人用人、官德建设、治国理政的丰富智慧,迄今仍具有不可忽略的借鉴价值。

《群书治要》论用人大忌

用人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用人得当与否,直接攸关国家的兴衰成败和社会民心的和谐安定。借鉴《群书治要》用人七忌:即用贤而疑、求全责备、能不当官、德不当位功不当禄、偏信壅塞、妒贤畏能、已树而择,无疑对当今领导者知晓用人大忌,留住人才,避免失误,可提供宝贵经验。

《群书治要》、《说郛》所收《鬻子》合校

《群书治要》与《说郛》所录《鬻子》,分别为今存《鬻子》传本中最早的选本与全本。通过对两种文本的交叉阅读,可知今本《鬻子》亦存在诸多不当之处。今以《道藏》所收《鬻子》为底本,参校《群书治要》、《说郛》所收《鬻子》,必定对《鬻子》文本研究有所裨益。

浅谈《群书治要》、《通典》、《意林》对《管子》的辑录

作为辑录古籍精要之语或典章旧制而成书的著作,《群书治要》、《通典》、《意林》从内含丰富治道之术的《管子》中吸取了不少内容。由于作者的人生经历不同,它们对《管子》的辑录显示出不同的思想取向。

《群书治要》所见《管子》异文考

《群书治要》选录的《管子》文字,与《管子》传世版本相较,多有不同。有的文字详略不同;有的用字不同,文意相同;有的用字不同,文意也不相同。这些异文,有些是保存了《管子》古本的原貌,还有一些是出于编撰者有意修改,或由于抄录者误写误抄,不能作为校勘《管子》的依据。用《群书治要》校勘传世古籍,需审慎抉择。

慎言之意义、原则及其践行方法——《群书治要》慎言观研究

慎言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提倡的个人的优良道德品质和行事准则,也是《群书治要》一书所强调的重要内容,内涵相当丰富。慎言的原则主要包括:非礼勿言、言必真实、言而有信、论人听其言而观其行。践行慎言必须充分认识其重要性,牢记三思而后言、讲求策略择时而言等。

《群书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研究的几个核心问题

近年来,《群书治要》作为治国安邦的匡政巨著,逐渐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围绕《群书治要》的考译、推介和思想研究,尤其是对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可以说是方兴未艾。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内涵非常宽泛,具体包括《群书治要》的治政规律与治国理念、为政以德、圣贤教育、民本思想、选用人才等方面内容,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起来。通过对《群书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阐释,发现对《群书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研究的很多问题仍没有很好地解决,还存在对《群书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热点问题研究不平衡的问题,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群书治要续编》

《群书治要续编》依《群书治要》旧例,从《宋书》至《清史稿》等正史和《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典籍中采撷精华编撰而成。全书共五十卷,选录经典66种,总计60余万字,为南北朝至清代一千五百年间子史典籍中修齐治平的智慧精华。其取材之广博,编审之谨严,立意之深远,效仿前人,故其作用也,概亦足“鉴览前古,贻厥孙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