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口语与“十七年新诗”的语言基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文学"时期,运用群众口语进行诗歌创作是时代的新潮流。群众口语入诗的全面兴起,既指向诗歌语言的大众化、民间化,也隐含着语言的夹生、混用等现象,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对诗句冗长、学生腔或者洋腔洋调予以拒绝。新诗的群众口语化为开一代诗风作了语言的铺垫,其中对方言母语的压制也比较明显。"十七年新诗"强调向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在语言上追求群众口语化、单一化,以顺耳、上口、听起来易懂为标准,整体上有得有失,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同等重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与汪曾祺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异秉》的重写为例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经历了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转变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口语化风格。《异秉》作为汪曾祺1980年代重写1940年代旧作的一个篇目,极为清晰地呈现了这种转变。但既往的研究并未明确考察产生这种转变的原因。通过比较《异秉》重写前后的文本差异,并且从"向群众学习"这一思想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效果,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氛围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角度可以看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对汪曾祺重写《异秉》及其在整个1980年代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如重视语言的群众性、善于以具体化的描写塑造典型等。因此,有必要把汪曾祺放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环境中,重新探索那个年代和汪曾祺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