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到“五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近代群众运动的发展

近代以来,群众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五四运动主要是群众自生自发的政治参与,缺乏共同的目标和有效的组织。五四运动至五卅运动期间,群众运动日益成为各方政治力量瞩目的焦点,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为群众运动提供了理论引领和有效的组织支持,使群众运动逐渐发生深刻变化。五卅运动展现了近代群众运动的另一个高峰,也是群众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共产党在运动期间的领导与组织支持,使五卅运动与此前的群众运动判然有别。

中国共产党群众运动的革命实践(1928—1934)研究——以《列宁青年》为中心

《列宁青年》作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具有清晰的目标和强烈的诉求,是宣传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争取群众的重要思想阵地。在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下,《列宁青年》发表了多篇内容丰富、革命性强的刊文。通过宣传指导,党、团中央加强了对青年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的思想动员和领导工作,使群众运动对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毛泽东“群众运动治腐”思想的思考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是十分丰富的 ,一个重要方面是采取那些措施和方法来达到廉政的各项要求。其中毛泽东最惯用的反腐败斗争措施就是发动群众性政治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如何依靠群众争取反腐败的胜利 ,又不走过去群众运动的老路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群众运动与乡村治理——1945-1976年中国基层政治的一个解释框架

群众运动是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非常规政治手段,由于它具有常规行政手段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作为一种便捷有效的动员和治理工具被广泛使用。中共群众运动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广大乡村民众的动员型政治参与、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直接介入、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可以帮助党和国家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实现乡村治理,但这种动员和治理的成果却难以制度化、常规化,而只能以接连不断的新运动来维系,从而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形成了难以消解的矛盾。

建国以来群众运动不断生成的另一种解读

反复出现的群众运动是1949——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政治现象。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把群众运动接连不断产生的原因仅仅或者过于归咎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包括领导体制和毛泽东的个人因素。实际上,建国以来群众运动的不断生成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是历史"惯性"的使然;其次,运动的不断出现满足和适应了危机状态下的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改造社会以及实施政治控制的功能需求;再次,运动的频繁产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面临资源严重匮乏局面时的一种必要选择。

论中央苏区党领导群众运动反腐败的基本经验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中央苏区党领导群众运动反腐败取得实效的基本经验包括:一、确立群众的监督主体地位,放手发动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二、坚持组织原则,反腐败以工农检察机关直接指导的群众团体为中坚力量;三、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发挥群众运动反腐败的强大威力;四、强化制度规范,确保群众运动健康有序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五、维护法律的权威地位,群众运动通过法律的途径惩治腐败;六、服务中心工作,群众运动反腐败与促进革命战争发展相结合。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群众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革命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选择。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群众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经过三次历史转变:从认识近代中国民众运动和十月革命转向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从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和"工农武装割据"运动转向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群众运动之互动的思考中形成群众运动的一系列理论,给中国革命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影响。

农村供销合作社:从群众运动转向市场引导的理论探索——读刘少奇《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等系列手稿

古代和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致使个体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当低。它与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之间、与个体农民保守落后的思想意识和简陋的生产工具之间构成矛盾的两个层次。而农民阶级又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力军和生力军,从而使矛盾的解决错综复杂。革命战争年代是通过群众运动以土地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的第一个层次的。刘少奇于1948年初写的有关合作社的系列手稿提出:必须依靠农村供销合作社以新民主主义的市场引导来解决后一个层次的矛盾,成为从群众运动转向市场引导的理论创新。

政治动员、群众运动与中国国家建构——毛泽东时代中共政治动员述析

政治动员在中共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高度组织化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是毛泽东时代政治动员的重要特征。这些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实践,使新政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较有效地对社会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整合,进而实现执政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可以说,1949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与政治动员密切相关,制度化(官僚化)与革命化(群众运动)的双重逻辑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革"的爆发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动员实践达到了高峰。

论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群众运动

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的力量克服党和政府自身腐败现象的第一次可贵探索。这场群众运动所采取的斗争方式主要有:群众性的检举揭发、群众性的调查取证、群众法庭公开审判和群众性的舆论监督。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群众运动取得实效的基本经验包括: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制度规范,群众的检举揭发只对职能监察起辅助作用;二是维护法律的权威地位,群众运动通过法律的途径惩治腐败;三是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群众运动注重把握政策界限;四是加强宣传教育,群众运动反腐败与推动苏维埃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的发展相结合,与从思想根源上消除腐败相结合。

试析中央苏区群众运动模式的运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群众运动作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就伴随着党的历史。苏区局部执政时期,党通过宣传的普适化、组织的严密化、肃反的经常化,保证了苏区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建国后,群众运动动员模式虽不断重塑,但相对于苏区中共局部执政时期的运作式样,其实是形变而实存。

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对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反思

群众路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晚年的毛泽东在其群众运动观上却陷入了误区 ,给中国带来了惨重的后果。本文对此进行了反思。

以群众运动实现文艺创制——对大跃进文艺生产机制的一种考量

大跃进文艺与群众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往往是先有运动,再有创作,以运动来带创作,再以创作来促运动,文艺的生产过程呈现出运动(外)→文艺(内)→运动(外)的发展模式。无论是从外部的文艺环境来考察,还是从内部文艺作品的生成过程来分析,群众运动对文艺所起的作用都超出了影响的限度,达到了介入中的宰制,它俨然成了大跃进文艺的一种生产机制。借助于这一生产方式,大跃进创造出了特殊的运动式文艺,使得文艺成了运动的和声:文艺通过运动来创制与传播,运动也通过文艺进行渲染与强化。

论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运动模式的运作

无产阶级的政党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总是把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阶级斗争作为最重要的途径,群众 运动作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自诞生之日起始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曾开展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最终使社会得到根本变革,这也促使共产党夺取 政权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后,又惯性地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文化问题。本文在 阐述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运动之关系的基础上,着重探析了中国共产党使历次运动得以顺利发动,并迅速发展到 极大的规模的三种实际运作方式。

毛泽东群众运动理论与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

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的主体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工人阶级取代民族资产者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经过五四运动和组织领导湖南工农运动,在开辟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群众运动理论,经历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实践检验以后,成为他后来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

群众运动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

群众路线作为中共的基本路线,同样被运用到减租减息运动中。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深入群众之中,进行"谁养活谁"的思想教育,尽量启发农民的自觉,是中共发动、组织群众运动的重要环节。山东抗日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践证明,减租减息与群众运动相辅相成,二者互为促进,相互影响。群众对中共的坚决拥护,正是中共推行减租减息政策最宝贵的收获和经验。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由此获得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被运动起来的群众常有过火行为,因此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又存在严重的"左"的倾向。

毛泽东“群众运动治腐”思想探析

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思想十分丰富,其中,贯彻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运动来治理腐败的思想是其反腐倡廉理论的重要内容。在毛泽东所领导的廉政建设中,曾多次发动群众性政治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依靠群众争取反腐败的胜利,而又不走过去群众政治运动的老路,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从群众运动反腐到网络民意反腐——中国共产党反腐的路径取向回顾与现实思考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路径不断加强反腐倡廉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运动反腐到权力反腐,再到坚持综合治理,建设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以及网络反腐的兴起,都显示出党不断更新反腐理念,改进反腐方式的决心。汲取以往党反腐倡廉建设路径取向的经验,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更好地反腐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群众运动——中共党史史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整体视角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农工群众为主体的各种类型和各种方式的群众运动,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最为明显的历史特征之一。它在现当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风起云涌、此起彼伏近60年,且在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性质,应当成为中共党史史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整体视角。群众运动的历史,全面深入地反映出中共党史学科的历史性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规律。

从西方债务危机中的群众运动看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

公共领域是公众基于维护公共利益动机而展开理性对话的公共舆论空间,理性批判和公共利益追求是其基本原则。西方债务危机引发的群众示威、游行、罢工和社会骚乱严重干扰了国家解决债务危机既定方案和应对措施的实施,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使得政府在削减财政支出与获取民意支持方面进退两难,暴露了其公共领域现实存在中的不足。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必须根据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在社会与国家良性互动的基础上,重视公共领域的理性化引导,凸显其公共性"本色",形成一个"强国家"与"强社会"的公民社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