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阶段性探究

群体性事件是个历史性概念，我国学术界对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从过程论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重新进行了定义，并界定了其起点和终点。最后对群体性事件的四个阶段——酝酿、集合、爆发和处置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导致群体性事件的社会矛盾演化阶段及其演化机制研究

针对我国的社会矛盾现状,将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演化定位于量变与质变(即消失、转化)两个方面。通过对社会矛盾演化的分析,将演化流程划分为五个阶段(萌芽、发展、动荡、激化和消失转化),并进而确定每一个阶段的特征、临界点、演化标准等,构建描述社会矛盾的演化机制。

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机理的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

群体性突发事件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实现现代化平稳过渡的重要因素。假设弱势群体的效用函数考虑到公平因素的私人信息;不同时期各社会群体的经济收入是动态变化的;经济地位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划分;冲突中"有限理性"的社会群体采取前向归纳法形成适应性预期,在此基础上构造了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得出了弱势群体采取无条件抗争策略、积极妥协策略和积极抗争策略的约束条件,以及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两种发生机理。除了弱势社会群体对社会分配体制造成的经济收入差距的敏感程度,社会体制(博弈结构)决定的各社会群体采取不同策略的预期收益以外,弱势群体的收益增长情况是影响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根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四个全面”视域中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的路径选择

在"四个全面"推进过程中,构建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的路径迫在眉睫。"四个全面"视域中有效化解我国群体性事件应做到:加强普法教育,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依法拓展公民参与渠道,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其制度化途径;依法利用大数据,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确立多元化解纠纷机制;依法增强权力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与统筹协调的功能;建立责任倒查机制,落实责任追究法律制度;完善前瞻性回应制度机制,提高政府对民意诉求的前瞻性回应能力。

论政府在群体性事件各阶段中的应对之策

群体性事件从产生到发展直至最后爆发一般都要经过萌芽、显露、发展和激化四个阶段。政府作为主导社会正常运行的一方,也要做到因势而为,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应对之策。在群体性事件的萌芽阶段,政府要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基础作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建立民众利益表达机制。在群体性事件的显露阶段,政府要建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在群体性事件的发展阶段,政府要努力畅通政府信访渠道,妥善处理导火索的具体案件或利益冲突,依法及时做好信息公开。在群体性事件的激化阶段,要坚持尽快平息事件原则,建立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与协调机制,恰当谨慎使用警力,并注意引导社会舆论。

应对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

现阶段群体事件不仅发生频率较高、涉及群体范围广、跨地区比例大,而且背景原因复杂、联动效应增大、易于发生过激行为。群体性事件是多方面综合因素的结果,处置现阶段群体性事件也需要新的综合思维。

论群体性事件研究的阶段划分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之中。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群体性事件研究应该何去何从?对群体性事件研究阶段进行合理的划分是其当务之急。这种划分能够促进研究的力量整合,推动研究的总体发展。从群体性事件研究最初的概念辨析到群体性事件研究中的人员划分,从最初研究的实践一线人员到整个理论学界,再到大量草根研究人员的加入,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方兴未艾,逐步深入。

政府在群体性事件各阶段中的应对之策

群体性事件从产生到发展直至最后爆发一般都要经过萌芽阶段、显露阶段、发展阶段和激化阶段四个阶段。因此,政府作为主导社会正常运行的一方,也要做到因势而为,采取预防和处置两种应对之策。在萌芽阶段,政府要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基础作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建立民众利益表达机制。在显露阶段,政府要建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在发展阶段,政府要努力畅通政府信访渠道,妥善处理具体案件和依法及时做好信息公开。在激化阶段,要坚持尽快平息事件原则,建立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与协调机制,恰当谨慎使用警力,并注意引导社会舆论。

群体性事件的阶段性预防机制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往往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贯彻预防原则应当根据每一阶段的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规范制度。群体性事件的事前阶段应当重视各种利益诉求和不满情绪,及时处理各类诉求并公开相关信息;群体性事件的事中阶段应当切忌引发事件规模扩大的各种刺激性因素,包括坐视不理、动用警力、封锁消息等等;群体性事件的事后阶段主要重视启动问责机制和补偿机制两方面的工作。

群体性事件不同阶段的危机传播策略探析

针对群体性事件不同阶段的不同危机情景,在危机传播策略的选择上应突出不同的重点。在群体性事件的进入阶段,应该注重把握时效、控制初始区域、尊重事件真相。在扩散—存续阶段,应该注重将危机传播与行政强制手段密切配合、积极拓展信息传递渠道。在退出阶段,应根据群体性事件主要矛盾是否得到解决决定相应的危机传播策略。据此,借助危机传播策略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并在具体工作中实现对危机传播的进一步发展。

论群体性事件的阶段性特点与政府的新闻发布

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政府的新闻发布和管理是处置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甚至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可以分为发生前、发生阶段、持续阶段、结束阶段后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由于事件发展程度不同,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不同,政府的新闻发布也应有所区别和侧重。

论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群体性事件中的四个维度

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群体性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由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不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大打折扣。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说,高校应从参与主体的差序性、过程的发展性、类别的差异性、表现的特殊性四个维度出发,对群体性事件进行科学分析并制定相应思想政治教育方案,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应对高校群体性事件,从而将高校应对群体性事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模型化和有效化。

“四个全面”：有效化解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四个维度

＂四个全面＂是有效化解当下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根本路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分别从根源、动力、约束、保证等方面,持续深入推动重大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应对,是我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有效化解的四个重要维度。从＂四个全面＂的角度全面分析和把握当前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积极探索＂四个全面＂在化解群体性事件中的重要作用与机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现阶段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剖析

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关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效果。本文将从制度能力、功能性能力以及党政领导能力三个方面对现阶段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进行分析,希望能对基层政府提升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提供有益参考。

国内群体性事件发展趋势分析与预测

当前国内群体性事件表现出诉求表达理性、组织化程度提高,暴力性、对抗性、破坏性、激烈性明显增强和主体变化等阶段性特征。本研究在阐述国内学者有关观点基础上,预测国内群体性事件在近期内的大体走势和需要特别关注的动向;提出了今后10年至20年,中国中西部地区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地区的观点。建立全国社会预警系统、试行区域性社会稳定风险监测评估、通过规划项目安排保障预警研究和成立专门机构、建设一支多学科研究队伍是提高国内社会稳定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高等学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传播规律探究

近年来发生的具有较强网络影响的高等学校群体性突发事件层出不穷,网络信息传播的"辐射效应"和"雪崩效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会带来强烈的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冲击波。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展阶段可分为潜伏期、爆发期、持续期、解决期和评估期五个阶段。在网络视域下,高等学校要通过制定行之有效的新闻处置应急机制,成立新闻处置工作组,采取尊重民意、依法处理的方式,以及积极培养自己的"网络意见领袖"等举措来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展变化。

群体性事件概念之简析

2005年我国政府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到2003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己由年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年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数量与质量上的变化表明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安定、团结及和谐的影响力在逐渐加大，而能否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好群体性事件，也成为对我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因此，《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这是首次把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写进党的重要文献。这不仅表明了党对目前我国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的清醒认识，

环境群体性事件网络议题研究——以宁波PX事件为例

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指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继厦门PX事件后,什邡钼铜事件、启东王子造纸排污事件、宁波PX事件等均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如何有效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成为新媒体技术环境下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不同发展阶段中网络微博平台所呈现的议题特点,探讨如何有效利用网络媒体平台进行议题管理,从而引导舆论,找出相应的对策。

关于民警在群体性事件现场“软处置”存在主要问题的剖析

所谓群体性事件现场"软处置",是指民警在群体性事件现场以对话方式解决参与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众诉求或利益问题。通过对话能够解决武力威胁和震慑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中,受民警自身素质的影响,还无法和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进行对话。表现在: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形成阶段,民警不愿意与群众对话;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对峙阶段,民警不懂得与群众对话;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激化阶段,民警不敢与群众对话;在群体性事件处置各个阶段中,民警不善于与群众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