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防止群体性腐败法律制度及实施效果

在封建社会反腐法制史上,清朝防止群体性腐败法律制度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具有完善的内容,结构体系比较完整,具有提前抑制腐败圈的形成、瓦解已存在腐败圈的作用,是以控制社会关系为基本思路的防止群体性腐败的法律制度。

基于同步模型的查办群体性腐败案件策略研究

为了更有效地查办群体性腐败案件,首先论述了引入同步理论进行研究的可行性.其次对腐败群体各节点的决策同步过程进行了定量分析,阐释了腐败群体规避调查的决策机理.最后提出了查办群体性腐败案件的相关策略,为腐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群体性腐败：亟待疗救的“恶疾”

香港人最怕被廉署请去“喝咖啡”，内地官员最怕纪检监察机关“两规”，如今这两“怕”同时出现在同一桩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前者主要是针对“上海首富”周正毅及其生意上的伙伴，后者目前则至少涉及中国银行的一位高官。尽管目前距整个案情真相大白还很遥远，但民众凭借一般经验就可以判定，这十有八九又是一桩牵涉多人的“窝案”。“窝案”、“串案”是当今腐败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也即人们常说的“群体性腐败”。

官员群体性腐败的机会——基于“寻租”理论

"寻租"作为官员实施腐败的理论工具,广泛存在于各种群体性腐败事件当中。不管是主动寻租或者被动寻租,其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的破坏性都是极其严重的。研究官员群体性寻租的发生机理及内外因素,探讨如何从根源上遏制及消除寻租活动,对当前反腐工作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群体性腐败:亟待割除的“毒瘤”

“窝案”“串案”是当今腐败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也即人们常说的“群体性腐败”。反腐败之所以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原因自然很多、很复杂,然而其中之一,恐怕就是与这个越来越严重的群体性腐败有关。“串案”“窝案”成腐败“风景线”近两年来被揭露的大案要案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窝案、串案明显增多,从联成一“窝”。

一张借 条牵出特大系列腐败案

涉恶头目被擒，捏着欠条的粮食局长，手心直冒冷汗。2001年8月，益阳市公安机关根据群众举报，一举将在当地作恶多时的一犯罪团伙摧垮。警方在对首要分子李志建的财产进行调查时，意外地发现，李曾于1999年6月和2000年3月，两次向时任资阳区粮食局长(后任区财政局长)的符建辉分别借走人民币50万元，且后一次借款李志建仍未归还。一名国家工作人员能有如此巨款借出?到底是私款，还是公款?于是，办案人员将这一情况迅速向益阳纪委作了汇报。

群贪录——江门市民政局集体贪污案实录

阳春三月,正是乍暖还寒时节,江门市民政局副局长梁华均的办公室门窗紧闭。屋子内除了他还坐着三人,局长李灿灼、社会事务科科长叶桂文和副科长鲁仲金。这些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半晌也没有一个人讲话。最后,还是梁副局长忍不住打破沉闷的气氛,他吩咐鲁仲金立即把"小钱柜"的原始账册销毁,重新再做一份,用来对付检查。鲁仲金迟疑着说账上只有近4万元了,肯定会露馅。四人随即一阵窃语,最终商定每人退还8000元填账。议毕,四人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地长吁了一口气。

权力的祭坛

群体性腐败犯罪,是近年来腐败犯罪中的一个特点。相对于个体腐败,它具有更强的寻租性、隐蔽性和欺骗性,危害性也更大。群体犯罪一般都以权势最大者为首,结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是,只要抓住群体犯罪这一腐败链条的薄弱环节加以突破,腐败群体便会树倒猢狲散。这正应了那句名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同流合污“五人帮”——湖南省郴州市环保局原5名领导干部集体受贿案纪实

湖南省郴州市环境保护局原局长、党组副书记文八大，党组书记、副局长谢鼎煌，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红卫，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王东劲，排污收费站站长周小良5名领导干部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在收受巨额贿赂后对排污不合格企业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该曝光的不曝光了。该整改的不整改了，该收的费不收了，最终一起锒铛入狱。

腐败的两种发生机制及防治思路

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可分为个体性腐败和群体性腐败两种类型,其发生机制各具特点。个体性腐败发生机制依据"需求——目标——行为"模式,可分为认知阶段、需求阶段、目标阶段和用权阶段。群体性腐败发生机制主要体现为"圈子化"路径。因此,防治个体性腐败必须完善追责问责机制与激励机制,规范权力的认知和使用,增强领导干部"免疫力";防治群体性腐败必须以积极的党内政治文化消弭"政治圈子",以良好的社会文化打破"利益圈子",以有针对性的制度遏制"圈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