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工具、信用能力分化与社会不平等

本文试图沿着齐美尔开创的社会分化与不平等的研究路经,通过剖析金融工具的社会属性,来看随着金融工具的一般发展引起的信用能力的分化、人际交换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不平等体系的改变。文章从社会交换的分解出发,引入了“承诺标识物”这个概念,并用“群体承诺标识物”来把握金融工具的社会属性,通过思考承诺标识物向群体承诺标识物的过渡,以及货币的非金属化如何影响人们作出有效承诺标识物的能力(也就是信用能力),得出了一种社会信用分化、社会不平等自我维持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作者认为当货币作为一种基本的群体承诺标识物出现之后,社会成员在既有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他的符号化能力和关于符号化及其运作的知识就变得非常重要,不同的群体承诺标识物会被社会上层创造出来并通过与货币相沟通,实现对社会不平等性的再塑造。文章从借贷的角度分析了转型过程中信用能力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化问题。

金融的本质及其权利结构的可能转变:从合约到博弈

从揭示货币的本质出发,金融的本质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明辨。可以将货币、金融工具及其相关产品看作是“群体承诺标识物”,涉及多个层次的群体,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意味着,从应然角度看,不同行为主体的相关权利需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从实然角度看,不同行为主体会在不同的层次上围绕相关权利展开争夺。对金融合约相关个体权利的分析表明,需要在规范性、实践性层面注意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金融市场中的博弈需要注意在金融活动的核心群体内部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这对于金融市场良性发展至关重要。金融社会学正是通过关注货币、金融工具及相关产品运作,分析不同层次群体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其与金融现象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其结构性的社会后果。网络时代金融社会学应从完善基础理论、分析金融系统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关注国内国际金融体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深度研究和探讨。

中国金融市场化的层级性与边界性——着眼于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一项探讨

为何金融市场需要政府管制?如何才能最好地做到这一点?本文的一个尝试性解答是:由于资源配置中交易费用的存在和政府信用货币作为"群体承诺标识物"的公共产品特性,以及为了避免作为生产要素的基于货币的"人的、行使一定实质性行为的权利"的滥用和较严重的相互"侵害",政府管制在此不可或缺。纯粹意义上的金融自由化是不可能的,如果实现也会是灾难性的。中国总体性的政治层级体系影响了金融的政府管制方式,使得改革至今的中国金融市场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层级性和多重边界性。这种多层级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政府管制和金融自由相互作用下有一定效率的组织和调节机制,但其中也存在隐患。本文在经验上以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为着眼点对以上问题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