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枳之间:《三国演义》华裔汉学家群体译者行为研究

在翻译外层面上,1950—2000年间《三国演义》的译介以海外中国文学史为主要载体,以华裔学者为主的该书群体译者亟待重建中国文学史的西传谱系;在翻译内层面上,华裔群体译者具有国际视野,通过语言层面的“转译”和“互文”来实现群体之间的互动,研究视角由重考证向重义理转变,《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在译入与译出翻译环境的更迭中逐渐得到肯定。从群体译者行为视角研究《三国演义》的海外英译动态,对于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国际地位、厘清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总体趋势与规律、思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佳译者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国时期《三国演义》群体译者行为研究

本文从“译者行为批评”中的“译者群体角色化”理论视角,梳理了民国期间(1913-1948)《三国演义》的英译文献,考察这一历史时期三国故事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发现,译者群体从早期的传教士或外交官等业余汉学家逐渐转变为专业汉学家,译者角色的转变影响了文本的选择和译介目的。译者群体采用跨文化比较的译介策略,以道教、神话、戏剧和史实为翻译载体,从不同侧面再现了《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小说的文学性和史学性,为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译者群体行为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诗词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涌现出不同的译者群体。然而,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却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指导,聚焦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一词,将翻译此词的译者视为同一译者群体,从翻译外和翻译内两个层次出发,全面地、客观地分析同一译者群体的不同译者在两个翻译层次上行为的共性和个性,从而提升这一理论的实践指导价值,以进一步指导和阐释翻译实践。

《儒林外史》节译本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群体的译者行为比较研究

汉语乡土语言土味浓郁,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意象和异质成分,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色和民族风格。本文梳理了《儒林外史》三个典型的华人离散译者节译本中的乡土语言英译文,分析其乡土语言英译策略的异同。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探究这一群体乡土语言英译的译者行为及其动因,以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外译,尤其是乡土语言的英译理论和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交替传译场域中两会记者会口译译者群体行为研究

通过阐述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描写性,可以推导出口译预设即口译译者行为的描写性。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描写性及群体译者行为这一路径出发,在“文本-行为-社会”评价系统视域中,对口译译者群体行为进行探究,可以建构交替传译场域中的口译译者行为的描写性图式。此外,基于交替传译场域中口译译者群体行为的共性显征,可以得出口译“显文本”双重的动态建构过程及其描写图式,即“潜文本-预设行为-显文本-预设行为-社会”,这一反复在“文本”与“社会”之间的行为,是“语码-译入语文本”及“社会-译入语文本”双重的显文本生成过程。

《伤寒论》三英译本之译者群体行为批评研究

中医典籍英译作品是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载体,《伤寒论》是其经典著作之一。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将外国译者、外国译者与华人译者合译以及本土译者视为一个群体,从翻译内和翻译外对这一译者群体行为进行客观批评分析。研究发现,因底本选择与翻译动机,译者群体行为痕迹有明显的差异性;本土译者行为偏重务实,追求译文的可读性,“中西合译”译者行为兼顾求真与务实,既注重中医知识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也追求受众的接受度。

20世纪前半期《红楼梦》译者群体研究

以20世纪前半期《红楼梦》的英译者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该时期同一文化系统下译者怎样参与、回应以致影响《红楼梦》的翻译与传播;基于译者群体在身份、国籍等方面呈现的变化,分析这些因素对翻译选材、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所产生的影响。译者群体从自己的身份出发,或出于服务语言的需要,或出于传播中国文化的需要,抑或为了满足读者异域情调的需要,大都采取意译和创造性翻译的策略,从不同侧面再现了《红楼梦》这部经典名著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展示了时代和文化因素对该译者群体所起的整体作用,为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浮生六记》译者群体行为研究

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指导,聚焦沈复的《浮生六记》,将翻译此书的译者视为同一译者群体,全面地、客观地分析同一译者群体的不同译者在翻译外和翻译内两个层面上的共性和个性行为,认为译者群体行为有助于多角度、全方位地理解作品意义,促成中国文学和文化传播的良性互动;而译者群体行为研究将有助于提升译者行为理论的实践指导价值及其对翻译实践的阐释力。

辛弃疾词作译者群体行为研究

辛弃疾是南宋著名词人,其词特色鲜明,在宋词中极具代表性。有数十位译者曾将辛弃疾的词译成英文。本文将这些译者作为一个群体,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视域,探讨这一群体的译者行为特征。研究发现,英美译者、华裔译者和本土译者既存在一定的共性,同时在翻译内和翻译外也显示出一些译者行为差异,凸显了各自的文化身份和翻译观念。

唐人送别诗译者群体行为批评分析

唐人送别诗久负盛誉,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本文以李白送别诗《送友人》的三个译本为例,对洛威尔、小畑薰良和裘克安三位国内外译者形成的译者群体进行了译者行为批评分析。从翻译外而言,三位译者的身份分别为美国、日本和中国译者,其翻译诗学观和读者接受度存在差异。从翻译内而言,在叙述主体、意象叠加和时间变化三个方面,三位译者的译法也表现出差异性,而行为的差异性,皆源于译者身份、翻译态度和翻译目的等因素的差异,并最终表现为译文务实度的差异。文章最后对总的群体译者行为研究和传统译者行为研究思路进行了讨论。

纳兰词译者群体行为研究--译者目的与译本载体概况初探

近代以来,多位中外译者将纳兰性德的词作译介到英语世界。由于纳兰词译者翻译数量少、选译碎片化、发表零散的特点,纳兰词译者的群体性较为松散,其学术价值长期被忽视,目前尚未有学者对纳兰词译者群体做完整研究。文章进一步完善了纳兰词译者综述,从译者目的视角切入译者群体研究,根据译本载体类型将译者群体划分为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特定时期诗词和翻译纳兰词三个亚群体,研究了群体译者行为的共性目的,以及群体内部个体译者行为的个性目的,并兼顾考察了译本载体概况。

新媒体时代王小波作品英译者群体考察(1997—2022)

与传统媒体时代的翻译活动相比,新媒体时代的王小波作品英译者群体开展的翻译活动呈现了新特征。本文梳理了王小波作品英译史及译者群体信息,考察了译者在新媒体时代选用或开发的新型译作发布渠道及其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探讨了新媒体时代译者身份在技术引导和限制下的主动隐匿和被动隐匿及“媒介与身份”的关系;结合传播学理论,重点探究了王小波作品英译者以新媒体为纽带的互动特征,即从现实到虚拟的互动空间、从传播到互播的互动方式、从交流到交锋的互动状态。

20世纪上半叶美国“诗人译者群体”的译者行为批评研究

本文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框架,将20世纪上半叶美国"诗人译者群"视作一个整体,通过考察和描述其形成背景、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产品,对其总的行为方式进行批评。研究结果表明,"诗人译者"行为方式下的译文虽并未达到"求真度"和"务实度"之间的理想平衡,但它依然具有其自身存在的行为合理度。此外,文章还为中国古典诗歌"走出去"提供了相应的启示。

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生产传播机制中的译者群体与人文精神——王明杰先生访谈录

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发行了半个世纪,曾是我国重要的文学外宣窗口。刊物在选稿、翻译与出版的传播机制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这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中国文学》的办刊特色与服务宗旨。围绕以上问题,接受采访的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中国文学》原副总编辑王明杰先生就杂志社的运作模式、译者群体等做了详细介绍,这对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化外译及传播具有建设性意义。

《共产党》月刊译者群体行为研究

《共产党》月刊创办于1920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理论刊物,刊载了大量译介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向当时国内的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思想建党的主阵地,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要影响和推动作用。本文在全面梳理《共产党》月刊所刊译文的基础上,考察了其译者群体的主要译介内容,探析其译文所表现出来的译者群体行为的翻译特征,如鲜明的目的性、语言的通俗性和译法的多样性等,并阐释了开展《共产党》月刊译者群体行为研究的学术价值。

清末留日学生译者群体的文化取向

清末留日学生译书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相关史料证明,清末留日学生注重对欧美及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类书籍的翻译,表现出独特的文化取向,这种文化取向的产生,既是中日文化相互作用、相互交融的结果,也是清末留日学生译者群体文化倾向的真实反映。

十九世纪《红楼梦》英译的译者行为研究

本文是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针对19世纪《红楼梦》译者群体翻译行为特征的研究,既注重文本层面上的翻译内部研究,又注重行为层面上的翻译外部研究。就《红楼梦》早期翻译而言,“翻译内”译者群体通过正法翻译,如音译、直译以及意译等翻译策略,将《红楼梦》编入到西人所学汉语教材中,起到良好的服务汉语学习的作用。而“翻译外”译者群体则更多从目标读者的接受出发,采用摘译、节译、意译等非正法翻译策略展现了不同风格的译本,为《红楼梦》的早期对外传播提供了多种途径和选择。再者,该译者群体在积极互动中对《红楼梦》的认识不断加深,推动了《红楼梦》域外传播向纵深发展。

五四时期中国女性译者群体的双重追求——民族大义的青年捍卫者和女性话语构建的引路人

本文以五四时期中国女性译者群体为研究对象,根植于五四时期特殊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变迁,分析女性译者群体崛起的主客观必然性,省察其翻译活动及整体译作特征。聚焦社会语境下女性译者群体翻译主题的选择,探寻其与男性译者及主题选择的异同,揭示时代话语、女性话语双重追求的两难,厘定文化启蒙、思想救国五四话语的共建,植入多元女性形象、走出男权传统藩篱性别话语的构建。五四时期中国女性译者的崛起和翻译实践,已超越了译介本身,她们是国家民族大义的青年捍卫者、中国女性话语构建的引路人。

基于《牡丹亭》语料库的译入、译出群体风格对比研究

本文以《牡丹亭》英汉平行语料库为依托,参照英语原创戏剧文本和《牡丹亭》的意象系统,从统计数据和符号意象翻译策略两方面考察了中国文学走出去之下的译入、译出群体风格特征。研究发现:与译出文本相比,译入文本词汇量更大,变化更加丰富,用词更加正规,单个句子承载的信息含量更大;在符号意象的处理上,译入文本更加尊重文本,多使用“存象存意”的翻译策略,而译出文本常常抛弃原文的具象,具有简化的趋势。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意向读者和翻译理念的不同。

建党译者群体:行为、身份与思想

建党译者群体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开展相关翻译活动的译者集体。他们的译者行为具有务实性求真的共性,包括创新术语、区隔译撰、类型繁杂、选本现实;其身份是原籍为我国中东部地区,以中国共产党上海和北京早期组织成员为主的新式知识分子,在翻译动机与能力的导引下,译者行为表征受到职业归属与组织关系规约;其秉持思想建党翻译观,强调翻译的思想性、政治性,这主要源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翻译理念以及译者群体对翻译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