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人群与明初诗文格局

江西文人群以其淳孝仁厚、隐忍以行的道德操守和性格特征,在残酷嗜杀的明初得以尽其天年,超越吴中、越中文人而成为明初文坛的主要力量。其典雅淳朴的诗风文风与明初政治文化需求趋向一致,从而成为文坛的主导风格,并深刻影响了笼罩明代文坛近百年的台阁体。

唐大和初至会昌年间洛阳闲适文人群形成的原因

唐大和初至会昌年间,在东都洛阳形成一个以白居易为核心的文人群体,他们交游频繁,诗酒狂放,追步中隐,在生活情趣与创作方面,都表现出闲适的特点。论文试从当时官僚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职官、园林、洛阳地域个性几方面,分析这一文坛现象之所以在洛阳出现,主要是时代、政治、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浙东文人群与明前期文坛走向——从“元正统论”视角观照

明代文坛格局中,浙东文人群的主要意义在于承元。在忠实执行朱明王朝意志,快速修撰《元史》的进程中,浙东文人秉持"元正统论",概括提出元季创作总体上"通经显文"的特点,这也可以看作是明初的创作取向。基于"元正统论"而提出的"通经显文"创作观,没有因为浙东文人群退下文坛主宰地位而消失,代浙东文人群而起的江西派和台阁体,继续承元统之绪,以理学主导文学创作。直到"土木堡之变"动摇了"元正统论"的根基,更兼嘉靖时期与北元关系的变化,明代文坛才以复古运动的掀起而真正开启明季文风的锻造进程。

清“红楼戏”首编者仲振奎家族文人群略考

清代乾嘉时期的泰州人仲振奎,作为清代红楼戏曲的首编者,在《红楼梦》传播与改编史上的地位已逐步得到公认。其祖居泰州东乡西场古镇,清乾隆时移泰州城居住。其父子、兄弟皆有著述,其家世对其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

江西文人群与北宋中期古文理论的三大趋向

北宋中期江西文人群在提倡古文这一点上一致认同,但由于各自文学观念的差异,古文理论呈现三大不同趋向。这三大趋向也代表着北宋中期古文理论的发展趋向:其一,提倡平易通畅的古文,以欧阳修为代表,曾巩及曾氏家族大抵遵循这一道路;其二,追求以道为本、要求文以贯道,以刘敞兄弟为代表,李觏也与之相关;其三,倡导文以致用、为文有补于世,甚至将文等同于治教政令,以王安石为代表。

元末浙西文人群的忧愤色彩与吴中文学精神

文章较详细地考察了元末浙西文人群的生活经历,明确指出元末浙西遗民诗人群强烈的忧愤色彩,不仅源于个人的痛苦、现实的冲击,同时又是对个性自由、风流自适的人生价值的恐惧和担忧,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虽没有达到追求个性自由的哲学高度,但对明初吴中士风文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清初易堂文人群形成的文化因素考察

明清鼎革之际,先朝之遗民纷纷遁逸山野,更有志同道合者结为社团,易堂文人群即是其中的典范。易堂诸子有明确的结社意识,考其形成原因,既为时局所迫,构屋于地势险要之翠微峰巅,有"结社共保"之意,然诸如明人结社与讲习之风、诗酒风流与精研时艺之风以及前代遗民生活方式之标榜等历史文化因素在易堂文人群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明乎此,可更为深刻地理解清初遗民结社繁复的文化蕴含。

曹氏文人群的棋类游戏及其文学创作

围棋蕴含着中国人的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建安时期盛行围棋活动,曹氏文人群尤好围棋,在围棋活动中展示其倜傥洒脱的精神气度,张扬自我价值与个性,体现出时代精神。

宋诗中的洛阳形象——以宋神宗朝居洛文人群为例

古都洛阳作为西京,是北宋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也是宋代文人理想的诗意栖居地。宋神宗时期,一大批反对新法的旧党名流聚居于此,写下了大量歌咏洛阳的诗歌,颇值得关注,其中代表性的诗人为邵雍、司马光、范纯仁、文彦博、范祖禹。他们的诗歌涉及洛阳的气候条件、地理位置、风土民情、园林建筑、历史遗迹、自然景观等方面,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城市画卷。

曹氏文人群的游赏山水及其诗歌创作

曹氏文人群在"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代时"的社会环境中渴望表现现实的自我,追求今世生活的有效性,因而他们有着浓厚的游赏意识与频繁的游赏活动。诗文唱和以往还,创作了一些题为《公宴》、《杂诗》、《赠答》等而实为山水诗,为晋宋山水诗的写作提供了有力的铺垫。

白居易对苏门文人群的影响及其诗学意义

学界对白居易与宋人关系的研究,大体停留在宋初“白体”或对个别士人的感性比较上,鲜有从整个诗学流变及士风走向着眼进行系统考察。事实上,通过白居易对苏门文人群思想信仰、人生出处及诗学创作诸方面影响情况的考察,不仅能发现白居易在唐宋诗学演进及士风走向中的关键作用,亦能更好地理解“宋调”成熟的思想文化背景,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

论地域文人集群与地域诗派的形成——以南园诗社与岭南诗派为例

通过南园结社,元末明初岭南形成了一个地域文人集群。通过群体性诗歌活动,南园诗人形成了共同的审美情趣和鲜明的地域特质,通过家族传承、师门传唱和乡邦传播,南园诗歌实现了代际传承,岭南诗派在岭南成了现实;通过走出岭南,积极参与全国各地各类文化和文学活动,与其他地域诗派展开文学交流,南园五先生传播了岭南诗歌,提升了岭南文人的文化形象,实现了岭南诗派在南国崛起;而南园五先生及南园后学的南园情结,则强化了岭南文人的地域文化认同,也奠定了岭南诗派的文化和文学传统。

赢疾者的哀歌——“立达文人群”中的薄命诗人白采

白采(1894—1926)是一位被文学史长期遗忘的诗人,至今为止,学界对他的研究寥寥可数,然而,在新文学萌芽的20年代,他就以长诗《赢疾者的爱》受到诗坛的瞩目,并以小说、诗话等作品表现出自己鲜明的个性,可惜英年早逝,为文学史的发展留下一丝遗憾。在"立达文人群"中,他的成就难与其他大家相比,但却极具个人特色和时代色彩,不容忽视。本文试图钩沉出这位特殊文人的生平事迹、文学表现,以及隐藏在作品背后复杂的情感符码、生命图像,为现代文学史研究填补空白。

游走于城市空间:晚清民初上海文人的公共交往

晚清民初上海文人公共交往的最基本形式是结社,其目的除以文会友、切磋学问外,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由异质性人群组成的城市社会里,聚合同类、寻求归属、重构文人社群网络。文人的公共交往,往往从同类文人间的相互往来始,逐渐推衍为一种大社会性质的交往。文人的社会交往,通常借助城市公共空间进行,晚清上海私家园林的开放,为文人交往提供了关键性载体。文人在城市空间的游走,对近代文学生产与市民话语空间的开辟,具有重要影响。

欧阳修与南丰曾氏家族文人略论

欧阳修与南丰曾氏家族文人的交游往来,对曾氏家族文人的文学创作、政治仕途及士风精神等方面均有影响,对南丰曾氏在宋代文人家族中地位的确立亦有重要推动作用。研究欧阳修与南丰曾氏家族文人群体间的关系,对于认识江西文人群乃至整个南方文人群体在宋代文坛和政坛崛起的轨迹和历程颇有示范意义。

金陵修史与明初都城文坛的建构

元末割据政权林立,江南地区的文人们无法像前辈们那样跨区域漫游,广泛结交异地师友,更新创作理念和提升创作水准。洪武初年,朱元璋打破了唐宋两朝以朝官为正史纂修主体的传统,征召三十余名江南地区的知识精英赶赴金陵修撰《元史》。这群修史文人得以摆脱原有的地域限制,在首次作为大一统汉家王朝都城的金陵相聚,自由地进行思想、学术与文艺的交流,实现了婺州、吴中与大都三大文人群的融通和各区域文人群的内部整合,拓宽了自己的胸怀、视野和审美。修史文人们也积极组织与参与雅集、送别、题序等各种文学活动,创作出一批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并提出满足政权需要的文学理论,初步完成了都城文坛的建构。

《拙政园图咏》研究——以槐雨亭为中心

拙政园始建自明人王献臣。园景尽成后,王氏邀请文徵明将之记录成册,包括景诗、景画各31页及《王氏拙政园记》一篇,是为《拙政园图咏》。文章聚焦于园中唯一一处继承了园主名号的景点——槐雨亭,细读该幅对页,指出景画、景诗的并置呈现了该处景点的避世寓意;并沿用鲁安东引入的认知地标概念,综合相关景画、景诗和园记,进一步指出以槐雨亭为核心并连缀其他五处景点的区域因互相配对的关联性而可以被认知为一片独立的“非世俗”景域。最后,文章借用石守谦提出的“文化新贵”与“文人社群的会员证书”,将该册纳入明代苏州文人社群的关系网络进行审视,认为《拙政园图咏》的策划体现了王献臣尝试转变所属社群的意图。

东平文人群与元初文坛的“中州元气”论

“中州元气”即中原斯文之正脉。存续“中州元气”是东平府学、东平学派以及东平文人群三者发生内在关联的核心精神。东平府学不仅是金源文人的容身之地,也是以儒家礼乐文明为核心的东平学派发祥的基础。东平文人在入仕元朝之后,为用夏变夷,弘扬“中州元气”,抱团成群,努力作为,成为元初著名的东平文人群。正是为保存和接续“中州元气”,以东平文人群为代表的北方文人,在创作理念上趋向于弃宋学唐,强调由现实的观照出发进行创作,情感充沛,元气淋漓。

苏门山文人群与元代的“通经显文”创作取向

元代借助经文合流的途径力矫前金、旧宋之弊,其时以文通显当世之人皆为"通经能文"者。把握元代诗文风气与文坛格局,须由梳理元代经学发展始末而切入。以"元大苏门"为切入口,通过对元代苏门山文人群的形成时空、政治影响以及典章制度等因素的分析,可揭示出以姚枢、许衡等为代表的元初北方文人如何在南方程朱理学北传进程中形成苏门山文人群,并由该群文人对元朝的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来申论"元大苏门"与元代经学体系的形成,进而指出元代文章"通经显文"创作取向的由来之径。

浅析《百年孤独》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元素

《百年孤独》是一部具有明显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作品。他以现实为依据,以本土神话和文化为框架,展示出的是拉丁美洲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变革,提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和当时群文人的崛起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相当大一部分的作家受到了西方文学方式的浸染。小说通过一个家族的衰亡和马贡多的灭亡,暗示了腐朽的社会必会灭亡,映射出拉丁美洲百年循环往复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