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以群治院的价值向度、现实挑战和行动路向

以群治院是高职院校以专业群为基础,通过重构基层治理组织和优化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措施。以群治院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流程和治理手段等方面,体现了整体智治、多元共治、协作共生和数据赋能的现代化表征。囿于传统理念、制度惯性和权力分配等原因,以群治院面临治理理念偏差、传统路径依赖、治理主体权责不清、治理数据孤岛等现实困境。基于组织变革理论,提出高职院校要重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整体智治”理念,整合以专业群学院为基础的“共治体系”,优化以制度为核心的“权力清单”机制,构建以“适应性服务”为导向的数治新模式,从而实现对接产业集群需求的内部治理变革。

中医体质辨识在老年人群治未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观察

观察中医体质辨识在老年人群治未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治未病健康管理的老年人100例(2021年11月至2022年12月),随机分为中医体质辨识的观察组(50例)与常规管理的对照组(50例)。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健康知识认知评分高,ESCA评分高,生活质量评分高,P<0.05。结论 老年人治未病健康管理中应用中医体质辨识效整体果较好,值得借鉴。

梁启超“新民”与“群治改良”之异名实同

近代意义的“群”概念的出现,是近代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在探索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时对西学的回响。在梁启超的文本中,“群治”是以“群”为核心,用以表达社会人建立的社会秩序,且是人以群的状态存在的社会;另一重要概念“新民”,则用于表达“维新吾民”或“新的国民”。二者的核心都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群,纵观梁启超“群治改良”的讨论路径和对“新民”的设计,在其经世思想的内核中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实则是异名而实同的概念表达。

梁启超群治文学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20世纪初期,梁启超引进西方文化观念,首倡近代多种文体的革新,提出了著名的"群治社会构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聚合现代民族精神,展示历史进化趋势,"言文一致"语体风格和构建市民文化空间。梁启超"群治"文学观的提出及其有益实践对启蒙国人思想、推进中国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贡献和双向影响——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理论贡献在于对小说与社会关系的双向认识;对小说文体的新认识和理论范式革新。从其影响来看,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它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和中国文学现代性与世界性的发展,并开启了文学研究的人性关照。其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文学工具论的极端化;造成了文学创作中文体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对古典小说认识的偏狭。对其贡献与影响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文论和文学的现代转型等问题。

余天休的群治与“术治”观

余天休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他在"合适之动"和社会进化论基础上探讨社会管理规律,分析群治的类型及群治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总结归纳出社会治理中的"术治"。术治区别于硬性管理和软权力,介于这二者之间,可谓是聪明的权力。术治包含了我国古老的管理智慧,包括权谋、术数、世故、礼教等,社会心理中的颂扬、偏见、宣传,也是体现术治的途径。余天休指出,在术治的背后,处于第一位的是人,包括用人、助人、与人合作之道。由此,加强个体道德修养和行业风纪成为加强群治、术治有效运作的主体条件。

“治理”与“治道”:以严复“群治”思想为视角

"群治"不仅是传统治国理念中的重要议题,亦是严复毕生学行旨趣。严复有关"群治"的讨论,实则既已触及国家、政府以及社会治理三大范畴,他所重点关注的是,在保障个体自由的前提下,通过确立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之间的权界关系,以增进社会福祉。严复"群治"思想的基础则是法治,法治不仅是促成传统"治道"实现现代转型的关键,亦是"治道"的现代形态。"治道"的理想是"治理"的终极价值,"法治"则是"治理"的实践表现。法治的实质则是自由。法治旨在实现治理与自由的平衡,而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帮助社会孕育公共精神,以及促进社会整合。

熏陶与提升——谈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本文对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作了细密的解读,在此基础上,阐发了梁氏小说“四力”说中的“熏力”和“提力”对当今一些文化和艺术现象的针砭作用和启示意义。

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看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功能和地位

本文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文本,结合《文学理论》中的文学划分为阐述理论依据,浅谈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社会和审美两大功能和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不可动摇的坐标地位。

试论经济案件的群防群治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区农行先后有玉林市石南、灵山县陆屋、钦州市小董等营业所、信用社开展经济案件的群防群治试点。即以各基层营业所、信用社和中心支行、县（市）支行的科、股、室为单位,每个职工由1—2名本单位职工担保,向组织签订在规定期限内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不贪污、受贿索贿、不盗窃、不参加赂博、不以权谋私、不违法乱纪等项内容的保证书和协议书。目前这项工作已在全区农村金融系统全面推开,形势很好。 农村金融系统开展经济案件的群防群治工作,虽然已取得试点经验,但它毕竟是一项新的课题。根据柳州农行群防群治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还需要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论群防群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治安出现了一些情况和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物资流通领域的迅猛发展,城乡商业网点、集贸市场增多,人财物大流动。

改良群治说与写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

改良群治说与写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陈健１关于解读历史，伽达默尔说过一段富有启发性的话，他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在这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释义说必须在理解本身显示历史的有效...

态度之同与观念之异--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红楼梦评论》二文的比较研究,从中考察梁启超与王国维二人文学态度、文学观念的同与异:同主要是指文学态度之“同”,具体表现为面对“褒扬诗文、贬抑小说”(或称小说为“小道末流”)这一传统文学观,二人或显或隐地对此进行纠偏与反拨的态度具有一致性;异主要是指文学观念之“异”,主要体现在二人对文学的性质、功能等具体认识又存在显著分歧,并由此呈现出文学启蒙与审美的分野。

加强群防群治 确保通信畅通

大庆油田通信公司是一家综合信息专业化公司，担负着全油田的生产指挥、居民生活和经营往来等通信联络任务。近年来，由于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的通信电缆线路被盗、被破坏的形势日趋严峻，公司经保大队是负责油田通信治安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多年坚持“预防为主、打防结合”的工作方针，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勇于创新。较好地预防了破坏和盗窃通信设施刑事案件的发生，严厉打击了破坏油田通信设施的犯罪活动，为促进油田发展、构建平稳和谐的企业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近代“群治”概念的生成与展开

在面对西方文明冲击的情境下,开始出现许多对东方古典国家管理体系的反思,且都有着深切的对中国社会历史命运的关怀,"群治"这一概念在近代便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它被构架并作用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且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本文通过探讨清末新政的教育措施,以及辛亥革命以后教育范畴下的民智、新学术等和群治的关系,以探寻近代教育范畴下群治的概念。

八年无火增效益 群防群治是绝招——蚌埠二麻厂注重防火工作纪实

蚌埠第二麻纺织厂,是一个既有黄麻纺织生产,又有毛纺和塑料编织的综合性中型纺织企业。多年来,该厂始终把安全防火工作与企业管理、生产经营同步进行,坚持走好健全组织制度,开展安全生产和防火检查、整改火险隐患三步棋,使全厂的消防安全工作扎扎实实,连续八年荣获国家纺织总会“三无”企业光荣称号,多次受到省、市有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

论《群书治要》所引《说苑》之校勘功能及其“治要”意义

刘向编撰《说苑》,目的在于言政事得失,并以旧事为戒。全书有二十篇,首两篇分别题为“君道”与“臣术”,则全书乃与治国相关明矣。卢文弨《新校〈说苑〉序》:“此书之言治术略备矣,人主得此亦足以为治矣。”其书主题与唐人魏征等所编《群书治要》之昭德治国,盖亦有所相合。《说苑》全书可分845章,《治要》援引其中38章,占全书4.5%。文章以《群书治要》引用《说苑》为主题,先从文献学讨论如何利用诸本《治要》校勘今本《说苑》,复就《治要》援引之文分析其选录《说苑》之原委,讨论《治要》摘取《说苑》篇章与“治要”之关系。

金泽本《群书治要》所引《荀子》与刻本、今本《荀子》校订丛札

唐代魏徵等人奉敕编写《群书治要》一书,原书共五十卷,其中卷三十八载有《荀子》之文。从校勘学的角度对金泽本《群书治要》所引《荀子》进行分析,运用对校、他校、本校的方法,以金泽本《群书治要》所引《荀子》对今本《荀子》和天明本《群书治要》所引《荀子》进行校勘,提出校释意见八条,希望有益于《荀子》之后的校勘工作。

《群书治要》史鉴意识的政治叙事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盛世时代,其重要的治理理念即“以史为鉴”。《群书治要》是贞观君臣重要的资政参考文献,对大唐盛世的出现发挥了理论引领作用。通过对《群书治要》的文献分析,可得出贞观君臣史鉴意识的二重内涵:一是根植深厚中华文明,在宏观层面把握历史文化整体的基础上探讨天下治理问题,体现出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合理主义结合的自觉,表现出组建学习型乃至学者型执政团队的意识,彰显出重建重视学术传统的大一统政权的雄心;二是基于对内在人性认知,以及外在大一统政治特质,在具体层面聚焦帝王群体,勾勒古代帝王群像之“事”以明治乱兴衰之所由,探究古代帝王为政之“理”以明君臣职事之所涉,体现了“尊天命”与“重人事”并重的进步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