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曰“利”:孟子仁义观再探——以先秦义利的互训、对立关系为线索

《孟子》首章中“王何必曰利”的表述,在后世围绕“义利之辨”的儒家经学阐释以及当下学界的相关讨论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过往研究多聚焦探讨与阐发孟子之“利”的具体指涉,这可能是受限于宋明儒家之后一直流行未蔽的孟子被“圣化”之风。然而,当我们将孟子的辟利之举置于先秦普遍义利互训的关系,即孟子所处的诸子论辩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孟墨二者的仁义观在“利他”性上呈现了较大的差异。以此重新审视《孟子》中的诸多记载,及孟子“何必曰利”的仁义之道,我们发现孟子不仅在思想层面排除“利”的负面内涵,也无可避免地将“利”的正面指涉———包括合理正当的“利他”动机,一并与“仁义”相隔离。此举让孟子之仁义既难达到“形而上”之利他的哲学高度,也使其“形而下”的施行范围受限于战国征战环境,受制于伦理纲常,无奈于国家强弱和大小,甚至在那些更为在乎如何权衡“利”的战国学者们眼中,成为诸侯王、谋士们借“仁义”之名来遮盖其“自利”之实的工具。

墨子义利观视域下古代中医义利观分析及其当代价值

古代中医医家行医目的和取酬态度与墨子义利观具有高度相通性。在墨子“贵义尚利”思想的涵养和规约下,古代中医医家形成了以术利人、以义为先的行医目的和义利兼顾、以义获利的取酬态度。以古鉴今,将古代中医义利观的精髓,通过感染教育,培养医务人员以义为上的行医追求;利用课程思政和媒体宣传,鞭策医务人员守住以义制利的行医底线;借助激励机制,构建义利兼顾的薪酬分配等多种路径,有机融摄于当代医德义利观教育,以冀树立符合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医学义利观,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医学健康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助力。

重评董仲舒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对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或误解。概而言之,董仲舒的义利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重义兴利,既强调义大于利,又主张物质利益不可或缺,圣人也要“为天下兴利”。二是“宜在我者”,把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都纳入“义”的范畴,而将不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均视为“利”的范畴,并引申出反对盐铁官营和官吏经商的“与民争利”主张。司马迁的义利观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利大于义,公开宣称求利或争利是人的天性,所谓仁义亦只是“富”的附属物。二是国家和个人均可以“兴利”,也应该倡导“兴利”。至于“兴利”能否成功,其结果是好是坏,则应当看具体效果,而不能一概否定。尽管他们的义利观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并相互对立,但无论是董仲舒的义利观,还是司马迁的义利观,实际都有着针砭现实的积极作用,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义利张力及其治理

慈善是道德积累的开端,既包含追求非特定性的公益性慈善,也可连带互益性和私益性的诉求,三者共同推动慈善事业体量的壮大。当前,慈善事业在法律法规、社会认知、政策环境层面呈现出的重义轻利倾向所产生的张力,使得慈善事业缺乏创新性和灵活性。在义利统一视角下,慈善活动可以更为开放并从多维度展开:一是以利为义,即通过慈善的手段来实现利益;二是以义制利,即在实现慈善的过程中兼顾利益;三是以利养义,即在利益的获取中习得慈善。实现义利结合,促进慈善事业义利相通,需要在政策供给方面建立健全慈善褒奖、税收优惠和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在参与主体方面发挥城市行业协会和社会企业作用,在实践方面要立足社区慈善,实现慈善启蒙。

朱子的义利观能证成“善之异质性”吗?——基于康德主义的考察

希尔伯在研究康德哲学时提出了“善之异质性”问题。李明辉据此认为朱子无法从理论上说明“善之异质性”而仅仅能够说明其反面——“善之同质性”问题。在研究人心道心问题时,林月惠也批评朱子无法说明“善之异质性”问题。为简化论证,本文从朱子的义利观去证明朱子伦理学的性质是义务论。不同于目的论以非道德价值说明道德价值,义务论反对把正当和义务简化为非道德价值的计算,从而能够充分解释“善之异质性”问题。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义利之辨与调适路径

产教融合型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态,兼具利益性和教育性的属性和功能。从“义利之辨”角度出发,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生成与生存蕴含了追求经济效益之“利”与承担育人功能之“义”。产教融合型企业参与职业院校的合作会涉及多主体的价值冲突和利益之争,即代表企业的经济“利”益与象征育人功能之“义”会发生博弈,产生“义”之窘境“、利”之冲突和“义“”利”转换三种关系状态。为保证合作“正和”效应的发挥,需要澄清产教融合型企业合作的义利辩证关系,强化外在之“义”的约束机制。通过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与职业院校的长期合作机制、以产教联合体保证企业公益性和营利性的衔接等措施,实现企业“义利合一”的最高精神追求。

墨学道德义利观视角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研究

墨学道德义利观的主要内涵有:“兼爱”“贵义”“非攻”等思想。墨学道德义利观对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积极影响主要有:“兼爱”思想,助力习武者修炼“侠”人格;“贵义”思想,将“义”提升为习武者的最高行为准则;“非攻”思想,助力习武者明悟攻守之道。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引入墨学道德义利观后,其内涵主要表现为:言行信果、贵义重诺;尚武非攻、仗义行侠;心怀天下、利国利民。墨学道德义利观视野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当代价值主要为:传统武术侠义精神“贵义重诺”的内涵,助力构建崇尚公义和诚信的社会氛围;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尚武非攻”的内涵,助力弘扬民族尚武精神;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心怀天下”的内涵,助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新时代残疾大学生义利观培育的对策研究——基于江苏某高校的调查分析

引导培育社会主义义利观,对残疾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和全面健康成长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采用文献综述、问题探讨和对策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发现新时代残疾大学生在义利观的内涵认知度、义利取向、知行合一、影响因素等多个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教育者应当在准确把握残疾大学生义利观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采取优化培育内容、创新教育方式、多途径实践养成、多样化典型示范、优化培育环境等多种对策,引导和教育残疾大学生形成更加积极正确的义利观。

公私之间的张力与耦合:荀子义利之辨再探

荀子义利之辨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形而下之辨,实为公私利益之辨而非“纯粹道德”与利益之争。荀子之“义”具有公共性、功利性与利他性,首先表现为一种基于心虑与理性的“底线道德”,其次这种道德理性通过“化性起伪”也可以形成“先义后利”的“利他之善”。荀子之“利”则被打上了“私”的烙印,即为“利己”“足欲”之私利,具有私有性、正当性与排他性。荀子以“性伪相分”的人性双重维度为逻辑起点,提出“义利两有”的基本立场,要求“利不克义”“义不去利”,通过“以义制利”“以礼养欲”使两者保持“共存”与“共进”,成就人之完整;以“化性起伪”的“人文化成”之道为理论基点,提出“义利合一”的价值理想,以成人成己的圣人境界来实现公义与私利的耦合、富国与裕民的兼顾以及“道德人”与“经济人”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义利观的当代阐释和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义利观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义利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义利观的理论基石,团结合作是其实践逻辑,公平正义是其价值指向,共同发展是其目标旨归。坚持人民至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理论创新与传播,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义利观的实践路径。

义利合一:民国天津中国大戏院与慈善义演

民国天津中国大戏院是近代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戏院,承办了很多慈善义演。戏院作为慈善义演的承办地,配合政府完成慈善目的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营业需求,可谓义利兼有。伶人群体作为义演的实际参与者,与戏院合作参与慈善活动,赢得社会和政府尊重的同时,兼顾了自身商业利益,称得上是名利双收。这种“义利合一”的慈善参与模式,不仅推动了慈善义演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对于挖掘中国近代慈善文化的变迁和慈善事业的转型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董仲舒义利观涵养新时代政德的价值意蕴研究

在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史中,“义利之辨”是一个重要命题。董仲舒在借鉴先秦诸子义利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义利观,即在“天人感应”学说的基础上,敬天的神圣、畏天的权威,从而在义利之取时规范自身,讲求事实上的“义利两养”,道德上的“正其义不谋其利”。这对新时代政德建设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领导干部在义利之取时,要明立于敬畏的大德,“敬”理想信念,“畏”制度规范;守为官正民的公德,养民之体,教民以义;严君子正我的私德,以义正己,以义为本。

论孟子“义利之辨”的多重意涵

“义利之辨”是孟子思想的重要话题,它具有多重意涵。修身维度的“义利之辨”蕴含着人性本善的根本理念,道德情感和个体认同的内在需求是人们不断塑造“理想自我”的原由;行事维度的“义利之辨”强调“经权之别”,意在引导人们正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治国维度的“义利之辨”亦为“王霸之辨”,其论说从多方面彰显了“王道”的优越性。从修身至行事,再到治国的层层展开,体现了孟子对“义利之辨”的独特思考,亦为当下道德修养与社会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

新时代习近平关于义利观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及其生成逻辑研究

古往今来,义利之辨一直存在,义与利之间的关系界定众说纷纭。新时代,新的矛盾问题产生,人们对义利关系的认识也有了一定的变化。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利的重要论述,指明了新的义利观,内涵丰富,其生成遵循一定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论中国外交中的正确义利观

正确义利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理念。它对义与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证的阐述,集中表达了中国外交道义优先、义利兼顾的义利观和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发展观。正确义利观建立在中国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基础之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义利相兼的实践作风。正确义利观在理论上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外交工作中的“两创”发展,有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上有利于驳斥西方的丑化抹黑、展示新时代中国的大国风范,有助于打破旧的国际秩序、建立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机制,有助于强调中国的身份和立场、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及邻国的交流合作。

范蠡与李斯的义利观探微——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与《史记·李斯列传》为例

义与利的关系一直是先秦哲学中的重要论题。范蠡,春秋末期越国大夫,独善其身、坚守道义;秦朝宰相李斯,选择去义择利、“以身发财”。两人的迥然之处,不仅在于面临抉择时的相去甚远,更在于折射出来先秦“道义”精神的式微。对照范、李二人的义利观,考察其义利观之基本内涵,以揭示其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

朱熹的义利观——以朱熹对《孟子》首章的诠释为中心

义利之辨是儒家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朱熹通过对《孟子》首章的详细阐释展开了义与利关系的论述。概括而言,朱熹的义利观包括两个方面:“求利之害”和“仁义未尝不利”。具体而言,义是天理下贯至人身而成的内在固有之性理,利是万物各自当然之则的具体实现。人出于对天理的深刻领悟而发出的为“义心”,局限于个人私欲的为“利心”,循着“义心”所为便无所不利,殉溺于“利心”则害将相随。

董仲舒义利观与儒商商业理念关系新探--以《春秋繁露》为中心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有大量关于义利观的论述,其在继承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当时的实际,创造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哲学范畴。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利用儒家义利观基本观点来塑造诸如“义利天赋观”“义贵于利观”及“兼利天下人观”等特色价值观。董仲舒对义利观的解读既是他治国理念的外在体现,又是他对经济生活的哲学观察。因此,把董仲舒的义利观与新儒商商业理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研究董仲舒儒学思想体系在商业领域的表现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辨

董仲舒虽然确实讲过“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但此乃劝谏所事骄纵之主江都易王的言论,难免矫枉而过正,不宜视为其对义利观的定论。从《春秋繁露》董仲舒的多则言论判定,董仲舒的义利观为兼重义利,惟义大于利,固然推崇道义,其实并不漠视功利。对董仲舒“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的主张,分别就其不与民争利的理论建构,轻繇薄敛的具体主张两方面检证董仲舒的真正意旨。董仲舒除了仁民以外,还主张泛爱群生,他承继先秦以来儒家一贯的推爱思想,而不愧于被推许为“儒者宗”。董仲舒以义为主的主张既能弘扬道义、教化大众,又能顾及现实需要,为大众立功谋利。

“一带一路”建设中正确义利观的深刻内涵、实践样态和发展路径

正确义利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价值遵循,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价值导向,彰显了义重于利、公道正义的价值取向和义利相兼、互利共赢的目标要求;展现出以义为先、持久和平的中国式外交风范;践行了和平共处、尊重主权平等,求同存异、凝聚人类共识,亲诚惠容、共商共建共享等义利原则与道德遵循。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原则,以“元首外交”为主渠道,讲好中国故事,加强“五通”,发扬“丝路精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