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皇侃《论语集解义疏》

在六朝所有义疏体著作中,皇侃《论语集解义疏》是唯一保存至今的一部,在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本文揭示了它在断代词汇史研究中的参考价值,分析了新词新义、佛语词等重要词汇现象。

魏晋南北朝《尚书》注疏方式的新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玄学和佛教思潮影响下,冗繁的两汉章句之学逐步衰落,《尚书》注疏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注疏方式——义疏体。六朝《书》注义疏体从其构成来看,大体先有类似于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的序言,交代《尚书》的成书、书名的含义、传授系统等问题;其次则是篇序,交代《尚书》相关篇目的创作缘起,篇目编次的缘由等;最后主体部分则是每一篇经文的注疏。而从其形式来看,则不乏必要的字词名物训诂,并主要采用分章段、设问答的方式。

儒经义疏体在隋代的发展及其成因探究

儒经义疏体发展到隋代,在训释体式、内容和方法上大体上承袭了南北朝儒经义疏体,但也发展了一些新的训释特征,如科判序文章段,说明经文无义例,标明经文、传文的起止,征引典籍以疏解序文等。这些新训释特征的形成不仅受到南北朝佛经注疏的影响,还受到中国传统注释体例的影响。

论唐太宗统一《五经》文字义疏及其对儒学的影响

一 魏晋南北朝时实行九品中正制,政权被少数士族把持,一般地主很难参予政权活动。隋代实行明经进士等科取士,为一般地主创设了参加政权活动的机会,限制了部分贵族把持政权,强化了皇帝的权力。唐代初期承袭隋制,李世民看到新进土试毕出门的情景,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我彀中了。”赵嘏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说明统一科举内容并进而统一思想,在经学上大下功夫是唐太宗统治的手段之一。因为隋之唐兴,如何统一思想是唐初统治者面临的一个极严峻的问题。

义疏体说明篇次原因训释方式的起源与发展

南北朝儒经义疏在训释方式上具有说明篇次原因的特点,其初源实即序卦传,此传将某卦视作特殊对象,解说各卦之间的次序原因,从而将各卦勾联成一个整体。这种形式影响了书小序、诗序,影响了太史公自序中对篇次的说明,并从史学范畴影响到解经的章句体,进而启发了南北朝时期的儒经义疏体,形成说明篇次原因的独特训释方式。这种说明篇次原因的训释方式对隋唐时期的佛经义疏体、道经义疏体产生了影响,在唐代儒经注疏体中还发展出说明章次原因和文次原因的新形式。

广东名儒简朝亮的注经特色与若干不足

简朝亮是近代广东著名的经学家,其经学著述不仅开广东学者以义疏体注经的先河,而且标志广东经学集大成时期的到来。训诂成文是简朝亮撰写义疏体著述的手段,注音、释义是其内容。采用韵书反切注音与标示地方读音、从摘字为音到普遍注音与训诂文字多依《尔雅》、《说文》、《释文》与汉宋经师训诂、广征博引与择善而从、经、史互通等分别是简著注音、释义的主要特色。略显武断、空话太多、重复表述等则是简朝亮注经的主要不足。

净影慧远义疏体著作解经体例初探

净影慧远(523-592)是目前由南北朝入隋所留著作较多的僧人之一,除了巨著《大乘义章》以外,其他著作皆为解经著作。本文拟对此类解经著作从体例上进行初步分析,说明慧远的解经,主要采用南北朝流行的义疏体,在体例中实际上贯彻了较为统一的三门分别。佛教义疏体与注疏体大不相同,对经论有较为严密的分科判经。在慧远的解经体例中,在正式解经之前,要对本经论的藏部归属要进行分析,其次则对经题进行详细解释,进而科分正文。此种解经体例为后代解经家所吸收,并发扬光大,从而形成具有一定汉地特色的佛教解经学。

六朝舊鈔本《禮記子本疏義》研究史略——兼論“講疏”、“義疏”之别

在敦煌六朝經部文獻殘卷與日藏漢籍舊鈔本被清末民初學界獲知之前,欲究六朝諸儒三禮之遺説,所據之典籍頗鮮。自20世紀初葉,六朝舊鈔本《禮記子本疏義》被中、日兩國學界所關注以來,雙方第一流的學者,輪番考證,令人目不暇接。本文將梳理其發現、影印之經緯,争論、考訂之異同。且將其納入從傳統“經學”向現代學術意義之“經學史”轉變的視野中。而筆者對於此殘卷涉及的六朝義疏體“講”、“義”等核心概念的若干考證,也一併附説其中,以供稽古者查考。

皇侃《禮記義疏》之詮釋體例及時代特色

皇侃《禮記義疏》輯本及殘卷《禮記子本疏義》所體現出的詮釋體例有:一是好用聲訓之法來闡發對禮義的主觀認識;二是在義疏體框架下,多有違背鄭注之處,疏亦破注,表現出較强的懷疑精神;三是保留問答體式,邏輯思辨色彩濃厚。以上三點可以看出皇侃禮學上繼漢學,下啓宋學。四是通過屬辭比事之法,發明經例與禮例,其中禮例可以指導現實的禮制建設;五是刻意追求經文的邏輯一貫性,維護經典權威,爲禮制建設提供理論指導。後兩點可以看出皇侃禮學與禮制建設密切相關。孔穎達《禮記正義》在删理南北朝義疏時有一定的義例,導致以上五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時代特色。

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形式的若干影响

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形式的影响可从义疏体、问答体、法律语言及图表规范等方面来思考。佛教传入中国后,为疏解经义,很早就向中国传统注疏方式学习,在其获得发展后反而以自身的＂义疏＂语词影响了《唐律疏议》的表达。对比秦汉律、唐律与佛教的问答体结构,可以发现《唐律疏议》的问答体结构与佛教更为相似。此外,相较于前代法律,明律的语言表达方式具有简洁性与通俗性,此固与其传播的内在需求有关,也与佛教因为传播教义的需求而在这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的影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