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研究文献资料整理出版概述

翁同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文章结合翁氏逝世近百年来海内外学人对其文献资料的挖掘收集和整理出版情况加以梳理与概述 ,并就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提出建议。

戊戌政变后蔡元培辞官直接动因考析

戊戌政变后,蔡元培毅然弃官归里,直接动因在于戊戌政变的刺激:崇拜之人如谭嗣同喋血,皇上遭囚禁,师友被革职。他愤懑却又无可奈何。这促使他认识到"清廷之不足为","无可希望"。愤激之余,惟有离京返乡探索救国之他路。

《朴园越议》研读——评新近编校之两种翁同龢史料文献

谢俊美教授编校的《奕譞致翁同龢函稿》及《翁同龢集》,在整理历史文献汇编《朴园越议》时,无论时间考订、文本移录、断句标点,还是人物注释,都带有较大讹误。尤其将二十五封别人写给翁同龢的信件,张冠李戴,作为翁同龢致醇王的信函,收入《翁同龢集》,更是明显的学术硬伤,也影响了读者对史料的使用和对历史事件的判断,必须予以考订和纠正。《朴园越议》是研究1883—1885年中法战争前后清政府上层政治动向的重要史料,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典礼背后的世俗心态——读《翁同龢日记》中的清宫演戏资料

宫廷演戏本是帝王家的隐私，宫禁森严，外人哪得知?我们现在之所以对清宫演戏的情况多少知道一些，不外乎这样几条渠道：民间名艺人人宫当差，把在宫中的所见所闻透露出来(这些人在南府时代通称外学学生，升平署时代叫外籍或民籍学生，所谓“内廷供奉”只是民间的美称而已)，此其一。其二，最具权威性的有关清宫文献档案的流散、传播(出版)。我们不仅能读到卷帙浩繁的连台大戏和各种节令、庆寿承应小戏的剧本，而且还可读到有关宫廷演戏记载详备的各种档案材料。有了这些渠道，宫廷演戏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其实除此之外，那些有资格受到被赐“看戏”的少数高级官员们的有关记载，也是一条极具价值的线索。

并非维新派的翁同龢

这是一篇有自己独到观点的文章。本文提出了两个新的论点:一、翁非维新派,二、翁被开缺是皇帝所为。我们欢迎有理有据敢于打破成见的文章。

翁同龢与李文田京城交游研究

翁同穌为咸丰六年(1856)状元,李文田乃咸丰九年(1859)探花,翁长李四岁,同供职于翰林院。《翁同穌日记》关于李文田的记载超过两百条,自咸丰十一年(1861)两人定兄弟交,至李文田病逝(1895),交往长达三十四年,结下深厚情谊。值得注意的是,两人数十年的交游,均集中在京城任职期间,互访、招饮、饯行、赏碑、观帖等,过从甚密,而离京后却少有来往,实乃京官交往的一个典型。两人交往涉及政治、文化、艺术、生活等方方面面,考证翁、李二人的交游,可以作为清末京官交往研究的一个缩影。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一)

茅海建先生的《“公车上书”考证补》认为公车上书是由翁同(龠禾)等政治高层发动和文廷式等京官策动、组织的,而康有为、梁启超为参加者。本文对此深为怀疑,因为茅先生的立论多以周边史料为支撑,仅为推测;对于一些史料发生误读,所得结论难以成立;某些分析违背逻辑一致性原则,其结论有预设之嫌疑;在论证《康南海自编年谱》说“谎话”时,未对反证材料一一辨析,其结论有片面性。本文认为公车上书不是由政治高层和京官发动、策动、组织的,而是由举人自发进行的,其中康有为起了重要作用,他是领袖。

《松桂堂帖》憶往

宋刻《松桂堂帖》爲米芾曾孫所刻,收入的米書作品均罕見。1995年日本著名書法家宇野雪村先生將所藏該帖宋拓本捐贈故宫博物院。啓功先生經過研究寫下題跋并定帖名。本文回顧此事的經過,并對程文榮的記載、翁同龢和啓功題跋構成的考帖過程作了梳理研究。作者指出《松桂堂帖》刻于淳熙十五年(1188),而不會在淳祐八年(1248),還從《翁同龢日記》裏查出翁氏獲帖一事,在光緒十五年(1889)九月。

常熟翁氏与无锡邹氏血缘关系考述

常熟乐志堂翁氏,是近代中国的达官显贵,特别是翁心存、翁同穌父子均为帝师,影响晚清政坛。但乐志堂翁氏始祖翁长庸实乃东始庄邹达所次子过继,迄今尚无研究者深入考证邹、翁两氏的血缘关系。笔者从翁同穌《二邹先生画跋》《题邹芷汀文沅遗照》中读到常熟翁氏与无锡邹氏同出一脉的自述,由此展开研究。笔者查阅了上海图书馆近年拍卖收藏的翁长庸自订《蓼野年谱》,弄清了过继的详情;通过爬梳明代的常熟地方志、东始庄邹氏的墓志铭、无锡《邹氏家乘》,厘清了东始庄邹氏源流及翁长庸历代祖先的脉络,并以文献资料说明邹、翁两家血脉相承、世代通好的感人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