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应袭刻《西厢记》:陈眉公本的翻刻重评本

万历间刘应袭(太华)梓《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是一个孤本,现藏于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郭立暄率先撰文研究其书,并提出陈眉公本据刘太华本刊刻的意见。陈旭耀表示此说“或可商榷”。本文认为,刘太华本乃是陈眉公本的翻刻重评本,其正文和批语都是在陈眉公本的基础上,再参校容与堂本而成。故此认定刘本的出版时间晚于陈眉公本,即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之后。孙月峰本的渊源关系与刘太华本相同,属于兄弟关系,相互之间并无直接影响。

近代雕版翻刻新式印刷书籍考论

中国近代出现的使用雕版翻刻新式印刷书籍的现象,是新、旧印刷技术和出版产业过渡阶段的特殊情形,它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出版企业力所不及的偏远落后地区带来新风,补充了当地贫匮的教育资源。通过借助版本实物和文献资料,系统考察了这一现象的时间跨度与地理分布,以及所翻刻新式书籍的种类特点。传统的雕版印刷业在外来文化和技术的冲击下,一方面要与新式印刷业发生碰撞、竞争,另一方面也会努力融入和利用新文化流行的大势,但由于效率低下,在社会日新月异、民众对新闻新知需求日益迫切的情况下,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从《梅花喜神谱》翻刻本探讨古籍翻刻及其折射出的问题

《梅花喜神谱》作为我国历史上首部诗画结合编著的梅谱,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与独特的艺术韵味。该文通过比较分析《梅花喜神谱》古代典型刻本与墨邑书局翻刻本,探讨古籍传续过程中的翻刻工艺及相关问题。在倡扬保护传统雕版印刷技艺的现今,对这一学术领域课题的关注无疑是应有之义。

翻刻宋本版本称谓述略

"翻刻宋本"指刻书者以宋本为依据所进行的版本复制活动,包括被明清藏书家、版本家视为"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仿刻本"及"重刻本"的刻本。翻刻宋本概念的产生有其过程,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版本递藏、研究的历史。

金陵本《本草纲目》在海内外420年翻刻考记

通过对金陵本《本草纲目》1596年问世至今近420年来在海内外的翻刻传播情况进行全面疏理,按朝代与年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记录,并进行分析,说明《本草纲目》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

清廷内府本翻刻考析

清代以满族入关定鼎中原,为维护其统治,确立了"尊儒重道"和"稽古右文"的文化政策,同时也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文字狱的高压政策。在没有其他媒介营造有利于清统治的舆论下,编刊图书并增强流布成了宣传和加强清廷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清廷不仅编修刊刻了大量有利于其统治的书籍,同时颁发地方政府,敕令地方政府照式翻刻,也鼓励世人、书坊等进行翻刻。所以清代内府本的翻刻现象非常普遍,迄今内府本和翻刻本仍大量存于世。本文试图梳理清廷对内府本翻刻的规定和活动,并进一步探析内府本翻刻与清朝文化政策的关系。

《忏玉楼丛书提要》中“红楼梦”翻刻版本考

《忏玉楼丛书提要》辑有八种翻刻"红楼梦"书目,兹就有关资料,对其版本一一进行考辨。

米迹争摹第一山——米芾“第一山”题字翻刻与流传考

我国的多处名山,都有北宋米芾题"第一山"大字石刻。通过层层追溯,可以发现各地"第一山"石刻都源于盱眙第一山。米芾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登临盱眙南山,题"第一山"并作诗,南山从此改名。然而,米芾"第一山"题字原刻已毁,盱眙现存碑刻系清代翻刻自福州道山,它与米芾原作其实不尽相同。宋刻米芾"第一山"题字,字径约六七寸,旁题绝句一首。作为米芾榜书代表作,数百年来它屡遭翻刻。各地石刻的共同点是:首先,"第一山"三字被明显放大;其次,删去题诗,仅保留米芾名款;第三,翻刻特别集中地出现在晚明。大量翻刻"第一山"石刻的行为反映了晚明社会风尚和竞相标榜的民族心理,对米芾书迹的保存与传播也有一定作用。

明代翻刻宋本出版兴盛的社会文化背景探析

明代翻刻宋本之所以兴盛于嘉靖年间前后,主要是由明初前代典籍出版稀缺,产生古籍出版的社会需求;古籍出版迎合文化复古的风潮;学术研究与典籍整理的需要;文人嗜书、藏书的习尚;明政府严禁窜改旧版文字行格等五个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

黑水城所出的一组原刻与翻刻实物资料——《夹颂心经》考察记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保存着编号分别为TK158、TK159、TK296V的三件《夹颂心经》。其中的TK158、TK159较为完整,两者在版式形制、内容上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当是一组早期原刻本与翻刻本实物资料,对两者版式形制进行细致的对照勘比,应当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版本史上的原刻本与翻刻本。

江西金溪书商和《红楼梦》东观阁系列本的翻刻传播

嘉道年间,金溪书商在多个坊刻中心占据主导地位,并在《红楼梦》东观阁系列本的翻刻传播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刊行《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本文简称为东观阁白文本)的东观阁,应是金溪书商王德化在北京开设的书坊;以东观阁白文本为底本增评重刻的文新堂本《萧闲山房评点绣像红楼梦》(本文简称为文新堂本),也应是金溪书商所刊;三让堂本《绣像批点红楼梦》虽刻印于湖南邵阳,实亦金溪吴氏所刊,其初刊时间应不晚于道光三年(1823),且三让堂本从邵阳至广东、从邵阳至四川的翻刻传播,也是由金溪书商参与完成的。

辨伪存真与去粗求精——以武威碑志中的伪刻、翻刻与精拓为例

出土碑志文献是近年来中古史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对象,一定程度上推动着该领域的研究进展。有效利用这类文献的前提就是要辨其真伪,才能保证研究的准确性。本文即以我们在整理武威碑志过程中遇到的伪刻、翻刻等情况进行举例分析,结合前人有关碑拓辨伪的研究成果,谈谈体会,以期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重视。

《茶经》翻刻与校注过程中的刊误现象——以“酢颜望楫”和“疆埸擢翘”为例

以《茶经》"七之事"里一则故事中的两个词组为例,揭示了《茶经》翻刻(印)过程中,存在因笔误改字而致歧义的现象,并指出因为"繁体字"近似,在"简化"的过程导致变异的情况,也是《茶经》翻刻与校注过程中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应引起编者和校注者注意,积尺寸之功,以防微杜渐。

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探讨伪托、翻刻及其折射出的问题

明代的通俗小说有着十分广泛的读者群体,为了牟利,书坊主会对通俗小说的选题创作、书籍版式,包括序跋的创作进行严格的控制。当时的序跋伪托方式有多种,书坊主伪托名人撰写序跋,伪托名人著作书籍,但是用序跋来加以证实与肯定;在序跋中对通俗小说版本的来源以及版本的好坏或者价值方面做文章等。翻刻则是书坊主对通俗小说的板片稍作修改后刊刻出版,或者从几部通俗小说中抽出几篇组合成新书,起个新名字出版。通过对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研究,探讨伪托、翻刻及其折射出的问题,认为这是出版市场无序状态下的非法牟利行为,严重损伤同行的利益和积极性,阻碍通俗小说的传播及创作,也增加了后世学者研究的难度。

清人眼中的《砖塔铭》:从发现、临摹到翻刻及范本的选择问题

《大唐王居士砖塔铭》于明代末年出土,出土后其书法即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由于拓本不易得,不久就出现了翻刻本。到了清代,其书法愈加受到珍视,人们不仅热衷于对其临摹,而且评论蜂起,称赏不置。各种翻刻本亦纷出,清人也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砖塔铭》从出土,到被人们作为学习书法的临摹范本,乃至翻刻,是清代书法史中的一个颇值得探讨的现象。

唱片翻刻CD专用放大器制作

有很多发烧友喜欢收集旧唱片,唱片的内容可能是梅兰芳、马连良的经典唱段,或者是有名的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莫扎特的成名曲。平时,由于怕磨损,虽然很希望经常能欣赏这样优秀的曲目,也不敢多次播放。 这种欣赏与磨损的矛盾现在可以解决了,需要采取的手段就是只需将旧唱片再播放一次,把唱片的内容翻刻成CD。 实际上,将唱片翻刻成CD,不但可以长期保存、欣赏原唱片的内容。

南宋国子监本《淳化阁帖》新论——明代翻刻本研究

《淳化阁帖》宋拓本中,南宋绍兴国子监本是非常重要的翻刻版本,对于认识《淳化阁帖》的祖帖面目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在以往认知中,目前仅存分藏中美的明潘允谅旧藏本十册这一种孤本,而在明清间,基于潘允谅本又出现了包括顾刻、潘刻在内的多种翻刻,还有传说中的袁刻、贾刻等,更有以翻刻本再翻刻者,形成了独立的版本系统,其影响广大深远。近年更多新资料的出现,为南宋绍兴国子监本以及其传本系统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本文通过图像比较等方法进行版本比对,能够对以往学者一些不够准确甚至错误的观点加以补充和纠正,并厘清绍兴国子监本《阁帖》版本系统的流传脉络。

首家以“杂志”命名的中文期刊《中外杂志》(1862—1863)——以日本“官版翻刻新闻”为探析素材

1862年创刊于上海的《中外杂志》是华文报业史上首家以"杂志"自我命名的中文定期刊物。鉴于原件之佚失,新闻史学家对此刊物甚少记述。本文尝试通过现存的"准原件",即日本幕府末期翻刻的汉字新闻——《官板中外新报》所载内容,探讨该刊创刊的缘由及其编辑方针之所在与特征。

清内府本的官方翻刻考述

有清一代,清内府刻书不辍,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是通过典籍的编纂,宣传其皇权政治的合法性。清朝诸帝,不遗余力扩大内府图书的影响。但仅靠内府刊刻的图书,难以满足需求。为此,清政府往往采用请印与翻刻等方式加强内府图书的流通以扩大影响。请印是自行出资请官府代为刷印某书,翻刻乃是以内府本为底本进行重新刊印。

元相台岳本《周易》及其抄写、翻刻的版本研究

元相台岳本校刻精审而传本极罕,洵为善本。学界对岳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台本的刊刻者、刊刻时间及其传本存世情况等,对相台本的抄写、翻刻以及再翻情况则缺乏研究。以《周易》一种为例,《四库全书》本《周易注》确以元相台岳氏本为底本,但多有讹误脱漏。武英殿翻刻岳本虽称"仿写刊刻",然亦多改动,犹以释文为甚,已非岳本原貌。道光、光绪间江南书局等再翻武英殿翻岳本较之武英殿翻岳本亦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