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佛经翻译研究的可视化分析(1978—2023)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来源,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1978—2023年国内佛经翻译研究的概况、热点、演进路径与前沿动态。研究发现:四十多年来,国内佛经翻译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综合性高校学报是该领域发文的主要学术阵地;该领域尚未形成有影响力的核心作者群;汉译佛经与汉语演变研究、佛经翻译史研究、译者与译作研究、翻译策略与方法研究、佛经翻译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该领域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趋势。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四条启示性建议,供后续研究参考。

从汉代到宋代佛经翻译赞助人的演变研究

历时超过10个世纪的佛经翻译给中国文化带来深远影响,这和佛经翻译赞助人的力量密不可分。依据佛经翻译赞助人的演变,从汉代至宋代的佛经翻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个体自发的佛经翻译、士大夫赞助的佛经翻译以及国家赞助的佛经翻译。赞助人的演变使佛经翻译的物质基础得到保障,翻译规模、翻译流程、译经数量随之稳步发展,也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与广泛传播。

佛经翻译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通过回顾中国佛经翻译三个发展时期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挖掘中国文学的佛教宗派思想渊源与贡献,探讨了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包括对中国文学主题和题材的影响,对中国文学的语言、风格和形式的影响以及对中国文学宗教性和人文性的影响。由此可见,佛经翻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中国文学多元化和创新性的坚实基础,并将会继续促进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主体间性影响下的玄奘佛经翻译研究

作为我国佛经翻译的集大成者,玄奘代表了我国佛经翻译的最高水平。该文将以玄奘佛经翻译为例,探索译者主体以及翻译过程中其他主体在佛经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影响。结合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和现代哲学观点来看,玄奘的佛经翻译不是单纯的译者主体活动,而是涵盖了原作者、源语言、译者、译文读者以及赞助人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活动,充分体现了主体间性在佛经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

浅析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译学观

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在佛经翻译发展期间,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译学观念,“文质”译学观就是其中之一。“文质”译学观是贯穿了佛经翻译发展的核心译学观。“文派”与“质派”的关系也经历了从斗争到融合再到折中的几个阶段。因此,以佛经翻译史为主线,从“文质”译学观的演变着手分析“文”与“质”的关系演变,对探索佛经翻译史、了解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意义重大。基于此,以期得到一些有关当代翻译的启示。

从《妙法莲华经》看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特征

鸠摩罗什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并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提出翻译理论——"味论",其主要特征为:注重简约、关照整体和语句通畅,以其代表译作《妙法莲华经》为轴心,通过与相关的竺法护译本的比较,认为:简约能使译文更精练,关照整体能保证前后译文的一致性,语句通畅能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

机构性翻译的“场域”视点——佛经译场与圣经译委会比较

中国翻译史上的佛经翻译和圣经汉译,从投入、规模和影响上看堪称两次翻译"运动"。两种"运动"在组织体制上分别采取了"译场"和"译委会"的形式。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分析这两种机构性翻译的3个相同点和3个不同点。作者借助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场域"视点,指出两种译经体制差异的根源,是佛教文化场域、基督教文化场域分别同中华儒家文化元场域之间的不同博弈关系,由此解释机构性翻译的社会学性质。

佛经翻译与汉语四字格的发展

佛经翻译利用并激活了汉语固有的四字格模式,使其构词能力大大加强,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汉语四字格的蓬勃发展。首先,佛经翻译的影响是汉语双音化在魏晋时期步伐加快的重要动因,由此导致了多种构词法的增长和完善;其次,佛经翻译对新文体及与之相适应的四字句的选用,促成了汉语四字格独特的2+2节奏倾向的形成;再次,佛经翻译的口语化倾向影响到各种通俗文学体裁,尤其与后代白话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四字格俗语有关;最后,源于佛教的四字格成语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的最高比例,它们与汉语成语融会在一起,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的中国诗学阐释

历史上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现的"文质之争"就表象而言,是关于如何译经的方法论之争,但从实质来看却是中国古代诗学延伸至佛经翻译领域的表现,故其具有鲜明的中国古代诗学之特点,蕴含深邃的中国文学之道和伦理思想。阐释这两个特点有助于我们完整解读"文质之争"这一存在背后的存在。

论道安“五失本”之本意及佛经翻译观念之演变

道安关于"五失本"的论述及其在佛经翻译中的质派立场,都说明其"五失本"之本意是要告诫译者不要"失本"。但是,不少学者错误地认为道安"五失本"是指导译者如何"失本"的原则,原因在于他们未能合理解读两段对"五失本"持不同主张的史料。这两段史料说明了当时人们佛经翻译观念的演变,发生这种演变一方面是因为道安"五失本"很好地总结了梵汉差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翻译的本质属性使然,这体现了翻译实践对翻译理论的反作用。

中国佛经翻译中的两种倾向:直译和意译

分析了中国翻译史上不同时期不同译者在翻译佛经时对直译和意译两种译法的取舍和偏好,阐述了佛经翻译的变化和发展,并指出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灵活应用这两种方法将有助于更好地表达原作的精髓。

合译:佛经翻译的一大特色

合译(co-translation),顾名思义,是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合作进行翻译的一种群体行为。在我国翻译史上,合译这种方式似可上溯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宋代《册府元龟·外臣部》曾有这样的记载: 周公居摄六年,制作礼乐,天下 和平。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以三象胥重 译而献白雉,曰:“道路遥远,山川阻 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松赞干布时期佛经翻译问题考辨

藏文史籍中有关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史实的记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是因为这些记载多出自于后弘期以后的藏文史籍，其间隔时代已较久远；二是这些记载内容芜杂，传说与史实相互交织，且明显杂糅了许多后世史家出自崇佛观念的夸张与附会，从而使其真伪难辨。笔者以为，在松赞...

佛经翻译与中国本土的需求

从翻译哲学史的角度上看,佛教的传入除了由于它自身的特性使然之外,还与古代中国在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及其对佛教的需求和唤是密不可分的。佛学在中国的传入与接受正是时代各种因素的一次重新整合。

论佛经翻译理论中的文与质

文质之论起源于中国古典的人论、文论,作为翻译理论贯穿于整个佛经翻译过程。就本质而言,文与质的概念内涵远远超出了后来经过翻译移入中国的直译与意译概念。文质之论不但与翻译方法有关,而且关系到翻译所涉语言、文本风格等根本性的问题。因此,研究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文质之论,使其区别于今天的直译意译之争,对于澄清中国传统译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及其与西方现代译论的关系,对于加深翻译的本质认识,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佛经翻译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启示

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是古代翻译活动的主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比发现,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争执和演变。这些相似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翻译的种种困难与矛盾,揭示了与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而又超越不同语言和文化系统差别的翻译的本质问题和基本规律。

妙喻之中见根本——佛经翻译译论新议

持续近千年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翻译高潮,留下了数量惊人的译文和宝贵的译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已对佛经翻译做了深入细致的爬梳剔抉,对其发展脉络和历史作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已是深得堂奥。然而,细致剖析其诸多译论中的翻译比喻,仍然给予人们新的启示。本文专论佛经翻译时期的翻译比喻,旨在通过评析该时期对翻译做出的种种妙喻,彰显其中深藏的传统根基,辨析其中寓意的翻译本质,更鲜明地揭示佛经翻译时期的理论起源和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发展的一脉相承,以期对中国自身翻译理论发展体系的研究做出新的尝试。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

佛经翻译是古汉语同印欧语之间的一次大规模语言接触,对汉语语言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佛经翻译的“文”、“质”议题为切入点,重点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直译、意译原则,指出佛经翻译在声韵、白话倾向、意象意境等方面促进了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

西藏佛教前弘期的佛经翻译及特点

自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引进佛教至公元9世纪朗达玛灭佛之间的二百余年的时间,是佛教在西藏发展的前一个阶段,史称西藏佛教的"前弘期"。前弘期佛教在吐蕃王朝的支持下,通过大力培养翻译人才、进行文字改革,完成了后期形成的藏文大藏经的主要科目及其经论翻译的基础,使得佛经翻译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论佛经翻译时期的翻译批评及对当代翻译批评的启示

本文从对翻译思想、译家、译作、及翻译活动的评论方面探讨了佛经翻译时期的翻译批评 ,对那个时期的翻译批评简要地做了总结 ,强调了佛经翻译时期的翻译批评对当代翻译批评的启示作用 ,同时指出佛经翻译时期的翻译批评对中国建立自己独特的翻译批评体系有很好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