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家翻译创作心理论略

翻译心理的研究只停留在对译者的翻译思想动机或译者的工作心理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对译家的翻译创作心理进行专门研究。译家的翻译创作心理迥异于一般译者的翻译创作心理,往往超越了一般译者的翻译心理层次,呈现出极为高尚的翻译创作心理。译家的这种翻译创作心理主要体现为报国图强、自娱、娱人以及实现自我。每位译家所体现的翻译创作心理往往不是单一的,有时候几种心理兼有。全面把握译家的翻译创作心理有助于译学理论的整体研究。

从意识形态论林语堂文学翻译创作在国内外的不同影响

翻译活动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转换，受到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依据勒弗威尔影响翻译创作的意识形态因素解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林语堂翻译创作在国内外不同影响的文本外因素。

分寸感在翻译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翻译过程中应把握分寸的重要性,只有把握好分寸,在翻译创作过程中才能做到既忠实原文,又准确地传神达意,使作品活灵活现,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把握好分寸可对翻译作品好坏产生的直接影响,把握好分寸才能完整地解读原著的艺术思想和魅力,也是译者成熟的标志。

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创作、翻译与传播

毛泽东词《浪淘沙·北戴河》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深邃的历史感,描绘出辽阔壮丽的海滨之景,展现了一代伟人的雄伟气魄和博大胸襟,立意高远,怀古颂今,传唱度极高。该词深受学者及译者的青睐,吸引国内外众多译者对其进行翻译并广泛传播。本文探讨毛泽东创作《浪淘沙·北戴河》的缘由及发表过程,梳理不同时期国内外译者对该词翻译并出版的脉络,选取国内外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6个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为更好地对毛泽东诗词进行翻译传播、构建与传达诗人形象和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和思考,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互鉴。

新诗创作与翻译:重返宇文所安的“世界诗歌”之争

1990年,哈佛大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在《新共和》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环球影响的焦虑:什么是世界诗歌?》的书评,提出了“世界诗歌”的概念,并以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翻译的北岛诗集《八月的梦游者》为批评对象展开讨论。这篇书评在海外汉学界引发了“世界诗歌”之争。

创作与翻译的共谋——《扶桑》中国形象“双重东方化”研究

严歌苓代表作《扶桑》在中西文化之间以及历史与现实之间建构了扶桑等典型的"中国形象",其译作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以西方文化期待为依归对原作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本文通过对原作和译作中扶桑这一东方女性形象和大勇等华工移民群像的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形象在创作和翻译的共谋中先后经历了"双重东方化"的建构,从而迎合了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期待,使东方成为不断被边缘化的"套话式的"他者形象。这种"双重东方化"的建构,本质上乃是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单向交流。

语言翻译障碍与创作

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从语言文字结构障碍、语言惯用法障碍、语义表述障碍和文化传递障碍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语言翻译中的局限性;对翻译中的再创作提出自己的见解。

旅行与赋形:《生死场》创作、翻译与传播

萧红的《生死场》以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写出了“北方人们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并成为1930年代中国抗日文学的扛鼎之作。1970年代末,《生死场》英译本开始在英美国家传播,西方世界将其解读为“生老病死”的人生哲学,是对东北民众生活画面的真实刻画。作品在英美国家的接受形态对世纪之交国内学者关于萧红《生死场》主题阐释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当萧红及其作品沉寂了30多年,抗日主题离开了历史的大背景,民族乡土文学叙事的萧红则被人们所忆起。其英文文本旅行到海外,再回流到中国大陆,《生死场》也被赋予了更丰富的主题意蕴和文学价值。

林语堂《啼笑皆非》创作与翻译动机研究

《啼笑皆非》是林语堂一部颇有争议的作品。采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主要从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三个层次对林语堂创作和翻译该著作的动机进行研究。证明爱国热情、提高国内声誉和实现自我价值是其主要动机,也证明了该书具有进步意义。

鲁迅早期的翻译、创作与其语言的现代性建构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最早的探索者和使用者,但是关于鲁迅文学语言的现代性发生尚未受到充分的关注。事实上,从1903年至1918年,即鲁迅早期从事翻译、创作的阶段是其语言建构最重要的探索期。拿其1918年以后的白话文作品与早期白话译作的语言(《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相比,能够发现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变化。鲁迅这个时期虽然主要使用了文言,但是他正是在这个阶段完成了其语言向现代性的转型,也为其以后真正转向现代白话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从翻译目的论角度重新思考严复“把翻译当创作”

在翻译目的论的观照下,翻译中的诸多因素,如译者的作用,接受者的角色以及原语文本的地位等都在这一新的理论视角中出现了新的意义,这些理论参数为我们重新思考、评价严复的"把翻译当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冰释我们心中诸多的疑团。

王统照早期的创作与翻译——互文性对话探究

在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作家群里，最具代表性的应推王统照。他在文学史上被公认为是这时期的“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他早期（1921-1924）的翻译文学与创作的问题小说之间的互文性对话关系：从俄罗斯、东欧等弱小国家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中，王统照确立自己创作问题小说的现实主义方向；从对泰戈尔和叶芝等作家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中形成了“爱”和“美”的理念，用此解决中国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其创作的问题作品，大都可以找到其与外国作家作品之间存在的某种关联。本研究表明，王统照的创作主题、题材和创作手法等，都是通过借鉴诸多外国作家和作品，将其创造性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

余光中《翻译与创作》节选与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节选英译

余光中与钱钟书都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二人的翻译思想与理念在我国翻译史上影响深远.余光中认为,翻译须用纯净的中文.以散文形式写译论,熔知性和感性于一炉.钟书则梳理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提出以诗译诗的主张,并提出了在译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化境”说.

鲁迅儿童文学创作与翻译的启蒙心态与叙述范式

儿童是鲁迅构建中国现代启蒙教育观的着力点,也是其开掘文学叙述新范式的炼金石,从《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以孩子为本位",从翻译有岛武郎的《阿末的死》中对弱小孩童的怜悯到翻译契诃夫的《坏孩子》中对顽劣孩子的批判,鲁迅在创作与翻译两个层面始终把儿童作为民族觉醒与复兴的关键。

徐志摩短篇小说创作与翻译:叙事互文性探究

在文学研究会卓越的作家群里,徐志摩不仅以诗文创作享有盛誉,也是名副其实的文学翻译家、短篇小说家。他的翻译与创作相互交织,互为相长。其短篇小说创作受到其译介的、素有"英国契诃夫"之称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互文性影响。从叙事学角度出发,探析徐志摩短篇小说创作与其译介的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在叙事艺术上的互文关系:在叙事聚焦上,徐志摩奠定内外在式聚焦转换的叙事方式,灵活转换叙事视角;在叙事结构上,他选取生活片段做文章,多刻画展示性情节;在叙事空间上,他巧用故事空间和心理空间,推动情节发展,增添小说的表现力。研究表明,徐志摩的短篇小说在叙事聚焦、叙事结构和叙事空间上都是通过借鉴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并将其创造性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从而形成自己的短篇小说叙事特色。

冰心问题小说创作与“五四”翻译:互文性探究

在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作家群里,冰心堪称"首席作家",其问题小说极具典型性。本文从三方面探讨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与冰心创作的问题小说之间的互文性关系:从泰戈尔短篇小说母题中,冰心确立其创作问题小说的人道主义与"爱的哲学"的母题;从泰戈尔诗化小说的影响下,她形成了结构松散、情节淡化的散文诗式行文结构;从泰戈尔短篇小说的熏陶中,她奠定其冰心体语言、诗画美的艺术风格。本研究表明,冰心的问题小说无论在小说母题、行文结构还是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借鉴了泰戈尔的作品,并将其创造性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从而形成了自己问题小说的创作特色。

区域经济发展下的文化融合与会展英语创作性翻译探究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语言文化融合并存,翻译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会展英语作为一种通用语言,地位十分重要,当前其汉译方法有待提高。文章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例,探讨"创作论"翻译思想的内涵及在文化融合语境下会展英语汉译的可行性,并结合理论与实践,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为背景,阐述了创作性翻译的策略,以促进会展英语汉译的顺利进行,从而更好地发挥会展英语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作家译者的创作语言对翻译语言的影响——基于语料库的猜想和验证

提出三点假设并试图加以论证:作家译者(1)的创作语言对翻译语言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由语言迁移所导致的;这种语言迁移现象可运用翻译教学,用经典作家译者的翻译语言来指导学生的翻译实践。探讨建立作家译者的创作-翻译文本语料库的重要性,以及语言迁移对翻译过程的影响。

浅析刘若愚的创作与翻译——以《中国文学理论》为例

刘若愚是名满天下的美籍华裔比较文学研究家。他平生出版了八部与中国诗学有关的专注并发表了大量论文。它的比较诗学体系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刘若愚先生是一位难得的把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20世纪欧美文论结合起来的语际批评家。他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是在一种颇具相当难度的汉英诗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中,使中国诗学思想及中国诗学研究走向国际学术界的。本文主要论述其生活经历及其影响下的创作与翻译。

清末民初社会思潮与侦探文学的翻译与创作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积贫积弱祖国的担忧和对于封建政府的不满,发出了求新求变的呐喊。他们寻找的突破口之一就是文学。通过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希望能够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寻找救国救民之路。通过翻译进而模仿创作的侦探文学作品,与当时解放思想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或多或少地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