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翻译实践史上的“进译”现象研究

在多民族、大统一的历史时期,服务于民族治理和文化统治的国家翻译实践往往盛行。翻译学界对中国翻译史上出现的“重译”和“奉诏译”已有较为深入的考察,而始于辽代的“进译”现象尚未得到关注。对二十五史的系统考证表明,进译是译者将其译本进献给帝王而得到认可的国家翻译实践形式,可分为奉诏进译和自发进译两类。尽管史料中的进译记载不多,但能够说明皇权时代国家翻译意识和尚译精神的萌芽,昭示在多元文化系统中翻译渐趋中心地位,并开始系统、深度地参与朝政治理、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文化繁荣发展和多民族大融合等。对进译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少数民族主政时期的国家翻译行为,对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翻译史全貌具有重要启发。

翻译史研究的层次与特征

翻译史研究是主体对客观翻译史的系统认识,覆盖了翻译史实践、翻译史学实践(翻译史论)和翻译史学理论三个研究层次。译史实践是对翻译活动与翻译思想的历史描述;史学实践指以理论为指导对翻译史资料的系统分析,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认识;史学理论则以前二者为对象,对翻译史论和翻译史研究自身问题进行理论探索。这三个研究层次循序发展,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思与提升。文章详析了翻译史各研究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负责的具体内容,并指出中西方的翻译史研究在这三个层次上都呈现不均衡的态势。

国家翻译实践视域下我国古代科技翻译实践探赜--以官方翻译机构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古代科技水平烜赫于世,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有卓越贡献。在我国一千多年围绕科技维度开展的翻译活动中,以官方及代表官方的机构或个人形式开展的“国家翻译实践”叠见层出,在中国古代对外科技知识文化交流和对内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国家翻译实践为理路视域,我国古代科技翻译活动为稽考主线,官方翻译机构为描写对象,中外间知识互译互鉴为伏观脉络,来洞视和探源我国古代国家科技翻译实践的史实及影响,以期丰富中国科技翻译史、国家翻译实践史的书写体例及视角。同时,洞古鉴今,取法成事,为当下国家翻译能力及其细分领域中的国家科技翻译能力构建提供个案启示和历史经验参考。

“国家翻译实践”的实与名——任东升教授访谈录

本文是对近年来致力于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知名翻译学者任东升教授的访谈。在访谈中,任教授介绍了研究“国家翻译实践”的缘起,阐述了这一概念体系的定义、内涵、研究框架、研究重点及方法,还概述了其主持的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研究》的研究内容、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任教授在本访谈中阐明的思路和观点对与国家翻译实践的相关领域研究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