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翻译为权舆,以历史为归宿——读王宏志《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兼论当下翻译史研究的迷思

王宏志出版的新著《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以翻译问题为切入点,对马戛尔尼访华这一著名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检视。作者不仅发现了使团出发前就已备好的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国书的中译本等前所未见且至关重要的新材料,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出翻译在乾隆对待使团态度的转变等诸多问题上皆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该书在写法上扬弃了翻译史研究惯用的“理论套文本”模式,而是充分立足于史实,以问题为导向,对全书结构作了精密设计,是一部材料扎实、论证严密又极具可读性的中国翻译史研究力作。

《翻译史研究方法》评述

翻译是沟通不同语言文化的中介与桥梁,为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人们缩小了交流的鸿沟,人类的进步、文化的传播都与翻译这一活动密不可分。翻译史的发展则是记载了翻译活动的起源与成长,见证了历史的演变与进程,是翻译研究中重要的一环。随着翻译活动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翻译认识也不断加深,翻译史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的阵地。黄焰结主编的《翻译史研究方法》出版于2022年1月,共分为六个章节,主要介绍了翻译史“研究之研究”,在系统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现有成果进行分类、评述与阐释,为入门研究者建构了如何学习翻译史研究方法的知识框架,给翻译研究一个清晰而明确的指导,从而促进翻译史的蓬勃发展。

史学研究方法对翻译史研究的阐释作用

翻译史研究是对翻译历史活动的记述与研究,归属于翻译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的跨学科领域。本文试图厘清目前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主要概念和基本体系,以及适用于历史学的各类方法,在梳理翻译史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介绍翻译史研究的发展概况和研究现状,从方法论的角度评价历史学研究方法在翻译学研究上的优势和局限并提出建议。

面向中西交流的翻译史研究——《从词典出发:法律术语译名统一与规范化的翻译史研究》简评

近年来,国内翻译史研究的领域得到不断的拓展,《从词典出发:法律术语译名统一与规范化的翻译史研究》一书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该研究并不局限于翻译史实的梳理与分析,而是将视野拓深至中外关系和中外交流的历史场域之中,从法律辞书出发,将法律术语的译介与法律观念的传播等法律翻译的基本问题与法律学科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一一检视与考察,既追寻历史,也观照现实,处处透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就其学术贡献而论,可以说该书既有助于厘清法学学科及该学科术语的发展历程,也在一定意义上为翻译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参照,有助于推动翻译史本体研究的深度发展。

国内翻译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1940年至今,我国翻译史研究已走过80个年头,不论是著作方面还是论文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当前翻译史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如翻译活动和思想的缘起研究不足,时间点不准确,人物志与专题史交错混杂,软硬史料使用不当等学术问题;史家素养不足,治史方法和范式掌握不充分等意识问题;以及术语不统一,研究活动散乱,缺少专业审查机构,专业队伍建设不足,缺少交流和发布成果的平台等管理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以当前的现状为切入点,厘清问题,根治弊端。

翻译史研究方法论四题

翻译史研究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的一大热点,因其关涉史学和翻译学两个学科,其方法论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多层次的特征,既体现一定的哲学基础及史学与翻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也体现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对于翻译史研究方法论的讨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翻译史研究性质的了解,提高翻译史研究的有效性、规范性、适当性。从史识观、翻译理论、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等四个方面对翻译史研究进行思考。

着力建构翻译史研究方法论体系——评黄焰结《翻译史研究方法》

自20世纪80年初至90年代,西方史学与社会学领域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也不例外。西方翻译学之“显学”地位确立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密不可分,正是90年代翻译文化学派的兴起,使翻译研究摆脱了在语言学及文学研究中的边缘地位。翻译文化研究重视翻译与历史、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翻译史研究日益成为翻译学研究之大宗。

图书资源利用对翻译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以《陈独秀的译事活动和译学见解》为解析对象

以韩虎林先生在《陈独秀的译事活动和译学见解》一文中对陈独秀翻译活动的错误表述为例,指出翻译史研究者应充分利用馆藏图书、电子书刊数据库、网络公益图书数据库及搜索引擎等图书资源,以获得可靠的史料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或者发现前人研究的错误,从而加以纠正.

翻译史研究的跨学科视角--《委曲求传: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史论(1807-1850)》评介

1.序言传教士译者研究是翻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明末开始持续到20世纪初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是一个身份独特的译者群体,他们不仅翻译了宗教文献,还翻译了大量政治、社会、哲学、军事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献,他们的翻译活动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也逐渐吸引研究者的注意。目前传教士译者研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但传教士译介活动的研究还严重不足,主要散见于传教士在华传教史、中西关系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历史研究著作中,以传教士译介活动为独立研究对象的专著或论文相对较少。而论及传教士译介活动的论述中,学者们主要关注单个传教士的译介活动或者传教士们对同一种中国典籍的译介,较少关注某一时期某个传教士群体的译介活动。

关于翻译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2023年6月,《外国语》编辑部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第六届《外国语》翻译研究高层论坛,论坛的主题为“人工智能背景下翻译研究的守正创新之路”。论坛邀请了国内翻译与翻译研究界的多位著名专家,就翻译研究的路径拓展、本土译论与西方译论的对话与共生、新技术背景下的翻译人才培养等重要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深入的探索。新时期的翻译与翻译研究,面临新技术的挑战,经受历史的拷问,需要弘扬批评的精神,明确智能时代的翻译之可为与可不为,把握翻译研究的正确方向,本期推出四位专家的笔谈,希望对未来的翻译研究会产生重要的学术导向意义。

探索翻译史研究的新视角——《翻译与历史教程》评介

翻译史研究途径日益多元化和系统化,新的翻译史研究范式需要立足翻译与历史的关系,将翻译学科与历史学科交叉融合,西奥·赫曼斯新作《翻译与历史教程》以叙事学理论为基础,从翻译史动态的时空变化中揭示翻译史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展现翻译史研究的基本思想和体系框架,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素材。书中探讨了翻译史研究的学科价值和未来发展动向,从跨时空维度研究翻译史的演变,对翻译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该书视角独特、分析全面、对象多元、材料翔实,为翻译史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探索角度和解决方案,对翻译史研究方法论的革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翻译史博士论文研究分析(2000—2021):问题与思考

翻译史博士论文是翻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20年来中国翻译史博士论文(2000—2021)的定性和定量研究,考察这些博士论文涵盖的研究主题、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分析当中体现的问题意识、辩证意识、创新意识以及方法论意识,阐述历时变化和特征,探究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促进学界对翻译史研究现状和研究意识的思考,推动翻译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翻译史研究的任务——基于《不平等与不对等》的思考

翻译史研究应着力于探究和构建翻译与各个历史时代发生的各种关系,揭示翻译与这些关系间的交互影响及特殊价值。以往的翻译史研究,在方法论和宏观叙事层面已有建树,但在个案研究和微观叙事方面仍欠缺细致和系统的探索,对于历史上翻译的本来面貌探求不够。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不平等与不对等》(屈文生、万立2021)一书为例,重新考量和认识翻译,提出翻译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回到翻译现场,构建翻译活动的历史语境,揭示翻译活动所面对的各种复杂关系,还原历史上翻译的本来样貌,进而挖掘翻译的特殊功用。

中西翻译史研究五十年:历程、趋势与启示

1972年翻译学获得独立学科地位后,作为子学科的翻译史研究也逐渐登上舞台并吸引了诸多中外研究者的目光。在该学科发展历经半个世纪之时,回顾其发展历程,并指明未来走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本文从融通比较视角回眸了中西翻译史研究发展历程,将其分为起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并剖析各自特点,在此基础上从研究材料、研究主题和研究路径三个方面钩沉学科的发展趋势,进而提出系化史料、强化主题和深化路径等启示,以期推动翻译史研究的发展。

翻译史理论研究的多元视野与方向——列文·德余斯特《翻译史论集:雅努斯的变形》评介

作为构建翻译学科的三大支柱之一,翻译史研究一直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列文·德余斯特深耕翻译研究数十年,并将其对翻译史的思考凝聚在其著作《翻译史论集:雅努斯的变形》中。作者将历史、史学和元史学三层次有机结合,拓宽了翻译史深入研究的可能性,更为翻译理论史与实践史的研究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翻译史研究新进路--《不平等与不对等:晚清中外旧约章翻译史研究》评述

近年来,翻译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翻译人物和翻译作品等方面的研究逐渐深入,翻译史研究方法和路径也在不断拓展。《不平等与不对等:晚清中外旧约章翻译史研究》基于概念史研究方法,将研究背景置于晚清历史场域中,聚焦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间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的不对等翻译问题。该书通过对条约中英文约本及其签订前后的翻译活动进行考证,以还原历史现场,探究作为历史事件本身的翻译在中外不平等条约史上所呈现的样貌和展现的历史作用,厘清、补写乃至重构晚清旧约章相关的历史叙事。该书视角新颖,考据详实,在史料、方法、理论、译史书写等方面都有独到价值。

翻译史研究的学科定位与发展前景——兼评《劳特利奇翻译史研究手册》

郎德尔在2022年新著《劳特利奇翻译史研究手册》导言中将翻译史研究界定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观点有失偏颇。学科概念是知识领域和学科制度的内在统一。翻译史研究是一个跨学科或超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不是独立学科。将翻译史研究学科化的主张,既不符合中外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的客观现实,又与倡导打破学科壁垒、凸显问题意识的人文学科发展趋势多有抵牾。新文科的知识整合和学科融通机制不仅为翻译史研究奠定了跨学科或超学科的制度基础,而且指明了在此基础上重写新翻译史的发展前景。

译史研究,以人为本——谈皮姆《翻译史研究方法》

翻译研究领域里，最热门的还是理论研究，翻译史研究应属冷门了。粗略考察一下上世纪后半叶我国翻译方面出版的书籍约500多本，其中理论研究方面占有20％以上的比重，而译史仅1％而已。

译学之始,译史之学——中国翻译史的十年研究状况与展望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一直是翻译界的热点问题,作为翻译学研究重要环节的翻译史研究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研究视角的多样化,自我与他者的文化互动等都是翻译史研究的新动态。文章对近十年的有关中国翻译史的研究状况梳理整合,以期对未来中国之翻译史研究提供科学的有价值的参考模式。

西方性别视角下的翻译史研究综述

性别视角下的翻译史研究是性别研究与翻译史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其以独特的视角为翻译史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也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持续、深入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挖掘了历史上的女译者,考察了翻译史上性别因素的再现与变形,探究了语境中的性别话语对翻译的影响和翻译对语境中性别话语的作用。随着性别视角下翻译史研究的深入,其研究涉及的文化背景日益多元,展现出多样与复杂的翻译史性别图谱。其研究不足则主要在于缺乏对研究方法的系统思考和总结,缺乏理论层面的总体构建,理论来源上较为单一,当前研究也不够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