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开辟郭沫若翻译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最近十年,应该是郭沫若文学翻译研究成果最丰的一段时期,主要表现有三:第一,郭沫若文学翻译研究的专门著作大都在此期间出版;第二,以郭沫若翻译为题的论文数量增长明显;第三,《郭沫若全集》翻译部分的搜集、整理在此期间完成,即将出版问世。随着《郭沫若全集》翻译编(或译文编)的出版,我相信郭沫若文学翻译研究必将掀开新的篇章。

打开了郭沫若研究一扇神秘的大门——读咸立强《郭沫若翻译文学研究》

2013年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工作后,所承担的第一项科研任务就是筹划并申报有关郭沫若翻译作品的校勘、整理与出版的工作,说实话当时我对于郭沫若翻译作品虽有所了解,但是积累并不多,学术研究更是很少触及。对此,我首先考虑的是应该组建一个由全国翻译界、郭沫若研究界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来共同完成,而我在寻找目标人选时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华南师范大学咸立强教授。这种下意识的思维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咸立强的熟悉,我们同为曲阜师范大学上下级的校友.

新世纪翻译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从《王向远著作集》看王向远教授的翻译文学研究

王向远教授的翻译文学研究遵循从具体实践上升到理论研究的原则,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其研究成果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他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有效推动了我国的翻译文学史研究;他系统构建了翻译文学理论体系,为繁荣中国乃至世界的翻译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14—2016年东亚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综览

中国：《晚清日语小说译介研究（1898—1911）》,李艳丽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日语小说卷）》,付建舟著,中国致公出版社,2015日本：《清末民初欧美小说翻译研究——以经由日本为视角》（日文）,梁艳著,福冈：花书院,2015《清末翻译小说论集增补版》（日文）,樽本照雄著,大津：清末小说研究会,

翻译文学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建构——我怎样写《翻译文学导论》

我国翻译文学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已有的翻译文学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种形态,一是包含在"翻译学"中的翻译文学研究,二是把"文学翻译"作为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的"文学翻译"研究,三是"翻译文学"的研究,即把"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属于文学研究及文学文本研究,这类研究最为薄弱。要建立翻译文学的本体理论,就不能简单地将"翻译文学导论"置于一般的文学概论或文学原理的框架结构中。必须以中国翻译文学为感性材料,以中国传统翻译文学理论为基本资源,构筑翻译文学的独特理论系统。

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转向视角

文学翻译研究是基于跨学科兴起的交叉学科,只有进行翻译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双重探索,才能让文学翻译研究工作变得有意义。而在进行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又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研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研究是文学翻译研究工作推进过程中的重要延伸。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过程中聚焦文化研究,不仅能够对翻译背后的多元文化动机进行更深刻的阐述和总结,还能够精准把握翻译方式和方法,让文学翻译背后的非语言性影响因素得到进一步证实和归纳。

翻译、民族与叙事——茅盾早期翻译文学研究

作为五四文学的中坚人物，茅盾引导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基本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他的文学生涯发端于翻译外国小说，其文学作品中有相当部分都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它们直接参与了茅盾文学思想的建构，并进一步影响了现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目前关于茅盾早期翻译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对翻译作品、译介思想的梳理总结和批判反思。如郭著章总结了茅盾为外国文学译介做出的贡献，而杨扬则批评青年茅盾的外国文学系统知识不够完备，译介的弱小民族的作家作品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影响甚小。

鲁迅翻译文学研究的向度与创新

在中国现代文坛,从事文学创作且投身翻译事业的作家大有人在,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林语堂、茅盾、冰心、郑振铎、徐志摩、巴金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批作家兼翻译家的知识分子中,鲁迅堪称出道最早、用力最勤、产量颇丰、质量大多臻于上乘的一位译界高手。

符号学与文学翻译研究

文学翻译位于文学与翻译学两门不同学科相交的领域 ,涉及与两门学科相关的多种理论。本文研究了近年来用于文学和翻译学研究的几种主要理论 ,如接受理论、多元系统论和对话理论 ,发现它们均与符号学有密切的联系。本文认为 ,以符号学为研究的理论基础 ,结合其他理论 ,建立纵横交错、有分有合的集成理论系统网络 ,将有助于对文学翻译进行综合性研究。

多元系统理论的整合与翻译文学史研究的拓展

埃文-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统论"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创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翻译研究。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启发下,勒菲弗尔、赫曼斯、苏姗·巴斯奈特等人提出了"改写论"、"操纵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以上理论各有其优点及局限性,翻译文学史研究若孤立地运用以上某一种理论,还不能全面观照和深入分析翻译文学现象,应将以上理论加以整合,使之成为综合性的"系统理论"研究方法,以满足翻译文学史研究的需要。

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科学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方向。翻译研究必须与文化研究、文化转向相互结合,形成互动。只有让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走出各自的象牙塔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挖掘文字背后的文化渊源、发挥翻译的强大功能并形成指导翻译实践的宏观理论体系。

翻译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读秦弓《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翻译文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但长期以来对于中国20世纪翻译文学的研究在两个方面的重视是不够的：一、把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作为“20世纪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

《格萨尔》的现实意义及其文学翻译研究问题刍议

文章从五个方面简述了《格萨尔》的现实意义。而其文学翻译问题的研究,旨在探索:从具有共性的翻译实践中"生成"的翻译理论,到需要突出"个性"的《格萨尔》文学翻译实践方面的问题。

文学平行语料库及其描述性翻译研究

纵观早期和后来的国内、外翻译研究,我们发现其最大不同之处是研究方法和语料引证的差异。近年来,人们对于使用语料库来研究文学翻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导致了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出现"。本文介绍了目前世界上几个用于翻译研究的大型文学平行语料库及其描述性翻译研究,并对文学平行语料库和基于文学平行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进行了分析。

国内外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及展望

近几年来,国际上对于儿童文学的研究颇有起色,然而我国翻译学者对儿童文学的关注程度还远远不及他们对于成人文学的研究。就国内外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进行了阐述,并对他们的现状、问题及未来发展的趋势进行了讨论。

学术解魅与反抗虚无——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稀方研究员

一、关于翻译与翻译文学研究问题 张宝林（以下简称张）：赵老师，您好!我受《甘肃社会科学》主编胡政平先生的委托，利用这次来社科院文学所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对您做一次学术专访。您近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港台华文文学、当代理论和翻译文学这三个领域。在《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一书的“后记”中，您曾写道：“前两个领域的著作较有反响，独有翻译研究应者寥寥”。

国际文学翻译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西方文学翻译研究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戈吉奥(Emilio Goggio)于1925年在美国Modern Language Journal(《现代语言杂志》)上发表的题为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in Modern Language Courses的文章,据考证是文学翻译研究领域最早出现的历史文献。历经近50年的发展,西方文学翻译研究日趋成熟,并在2000年以后形成爆发式增长态势。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于1972年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文章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研究的名与实》),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学研究的正式建立。与一般翻译不同,文学翻译作为一项艺术活动和实践活动,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形成了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文学翻译同时也是一项历时久远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不断增长。

外国文学研究的浅俗化弊病与“译文学”的介入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许多成果,所依据的常常不是外文原作而是译文,没有意识到只有对外文原作所进行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外国文学"研究。由于既脱离了原文,又没有原文与译文转换的"译文学"意识,只能采取"作家作品论"的模式,习惯于在主题、题材、人物、叙事情节等层面上展开作品评论与作品分析,以主观性、鉴赏性的"评论",混同、取代、掩蔽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导致了外国文学作家作品论的模式化、浅俗化弊病。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学"的介入有助于对这种倾向加以遏制与矫正。只有具备"译文"的概念,才能具备"原文"的意识,而只有面对原文,才能使外国文学研究成为真正的"外国文学"的研究。